1992年1月，深圳，邓小平来到先科技术公司视察。迎面走来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企业负责人。陪同人员介绍说，这是公司董事长叶华明，也是叶挺将军的儿子。邓小平愣了一下，随即握住他的手，仔细端详许久，问道：“你是叶家的老二吧？”
叶华明笑着摇头，伸出四根手指：“邓叔叔，我是家里的老四。”
这一声“邓叔叔”，把时间一下拉回到四十多年前。那时的叶华明还是个孩子，邓小平曾在聂荣臻家中见过叶家的孩子们。多年未见，孩子已经成为科技企业的负责人，邓小平一时感慨万千。
叶华明的童年，并不安稳。叶挺被囚禁期间，家人也受到牵连。为了迫使叶挺改变立场，有关方面曾把他转移到家人所在的地方，企图利用亲情施加压力。可叶挺没有屈服，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陷入困顿。
那段日子里，家中值钱的物品陆续被变卖，换来的钱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叶挺带着孩子种菜、养羊、养鸭，能自己解决的事情，尽量不去求人。孩子们也跟着干活，挑水、拾柴、照看牲畜，生活虽然清苦，却留下了难得的家庭记忆。
有一次，叶挺外出后迟迟没有回来。李秀文带着孩子四处寻找，连续找了两天，才得知他已被带往衡阳。随后，几个孩子被送到父亲身边。叶华明见到父亲时，叶挺已经十分憔悴，但看到孩子们，脸上仍露出了笑容。
在衡阳附近生活时，叶挺把荒地整理成菜园，种下西红柿、豆角和茄子，还买来小猪和鸭子。叶华明放学后常常赶回家，晚饭之后，兄弟姐妹一起写作业。叶挺偶尔到邻居家串门，也会带孩子们进城逛书店。
这段日子并不富裕，却相对平静。邻居们知道叶家的处境，常送些瓜果点心过来。孩子们收获了蔬菜，也会分给左邻右舍。有意思的是，叶华明后来回忆童年，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苦，而是父亲亲自准备饭菜，以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挺一家被安排前往重庆。1945年9月，叶华明等孩子与父亲同行。途中，叶挺让孩子们带着信件去曾家岩五十号寻找周恩来，希望周恩来妥善安置他们。孩子们辗转找到周恩来时，叶挺已经离开。
考虑到安全和生活问题，周恩来将孩子们安排到延安，朱德照料他们的生活。1946年3月4日，叶挺获释。可短暂的团聚并没有持续多久。4月8日，叶挺乘坐由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失事，叶挺、李秀文以及同行的孩子遇难。
叶华明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了弟弟妹妹。年纪尚轻的他，不得不迅速承担起照顾兄弟姐妹的责任。此后，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人都关心叶家后人的成长，孩子们后来被安排到张家口生活和学习。
邓小平与叶家孩子再次相逢时，身份已经完全不同。叶华明赴苏联学习后回国，曾在国防科研部门工作。1983年，他来到深圳创办先科技术公司，把精力投入激光视盘、激光唱片等新技术领域。
当时，这类技术在国内仍属新鲜事物，设备、工艺和市场都没有成熟经验。叶华明曾到荷兰参观飞利浦公司，接触到相关产品后，意识到其中的技术价值。回国后，他推动引进设备和技术，带领团队进行生产和研发。
这条路并不好走。资金紧张，技术门槛高，许多人对项目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叶华明仍坚持投入，先科后来生产出国内较早的激光视盘和激光唱片，并继续推进光盘设备研发。对他而言，这不仅是经营一家企业，也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的一次尝试。
邓小平在公司看到激光视盘后，详细询问储存容量、生产工艺和技术人员情况。车间里的年轻职工来自不同地方，平均年龄大多在二十多岁。邓小平与他们交谈，问籍贯，也问工作情况，气氛十分自然。
参观结束后，叶华明准备了革命歌曲、京剧等激光唱片，还特意安排制作了川剧唱片，送给邓小平。两位相隔多年重逢的人，一个谈起企业发展，一个问起故人后代。那场会见没有停留在往事之中，也落到了技术、人才和产业这些具体事情上。
临别前，邓小平再次询问叶家其他孩子的近况。叶华明一一作答。记忆中的孩子已经长大，故人的家庭虽经历巨大变故，但叶家后人仍在各自岗位上生活、工作。那天的深圳，公司车间机器运转，激光唱片正在生产，叶华明陪同邓小平走完了视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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