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秋，关中五丈原，蜀军营中忽然传出消息：丞相诸葛亮病重。几个月后，主帅病逝，撤军途中又发生魏延与杨仪争夺军权的冲突。魏延兵败身死，杨仪却带着大军回到成都。后人据此说，诸葛亮错杀了魏延，又错放了杨仪。
但这句话若当作史实，便站不住脚。
诸葛亮确实在五丈原病逝，却没有亲手处置魏延。魏延之死发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直接下令追击的人是杨仪，动手斩杀魏延的是马岱。所谓诸葛亮临终安排人马借魏军之手除掉魏延，也没有可靠史料支持。
这并不意味着诸葛亮与魏延之间没有矛盾。
魏延不是普通将领。他从刘备入蜀时期崭露头角，后来镇守汉中，长期承担蜀汉北部门户的防务。刘备夺取汉中后，没有把太守之位交给资历更老的张飞，反而任命魏延，足见对其能力的看重。
魏延守汉中多年，曹魏军队屡次进攻，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突破。这样的战绩，靠的不只是勇猛，还包括对地形、粮道和防守节奏的熟悉。蜀汉后期将领凋零，魏延这样的老将，确实是难得的军事资产。
有意思的是，魏延性情强硬，常常与同僚发生冲突。史料记载，他与杨仪互相不和，甚至到了水火难容的程度。魏延曾提出率精兵从子午谷出奇兵，直取长安的设想，诸葛亮没有采纳。这个决定未必是胆怯，更可能是因为蜀军补给困难，奇袭一旦失败，主力便会陷入被动。
问题在于，诸葛亮没有处理好魏延的性格与军权之间的关系。他重用魏延，却没有建立足够明确的约束和调解机制。一个能守边关、敢于进取的将领，长期处于猜疑与争执之中，迟早会留下隐患。
诸葛亮死后，杨仪主持撤军，魏延却认为北伐不该就此结束，拒绝立即退走。两人分别向朝廷上表，互相指责对方谋反。杨仪掌握主力和文书系统，抢先把魏延塑造成叛将，魏延则率部南返，烧毁栈道，试图阻断杨仪归路。
马岱追上魏延后，将其斩杀。魏延的首级被送到杨仪面前，杨仪还踩踏其首级，骂道：“庸奴，复能作恶不？”这场悲剧的关键，并非诸葛亮临终下令，而是蜀军最高层缺少一个能压住双方的仲裁者。
杨仪也不是传闻中那种一开始就暗通魏国的益州小人。他出身襄阳，早年在荆州任职，后来进入刘备集团，因办事精干受到诸葛亮重用。北伐期间，他负责军需、调度和撤军事务，能力不能一概抹去。
可杨仪性格刻薄，且极看重个人功劳。诸葛亮在世时，他还能服从调遣；丞相一死，原有的权威消失，杨仪便认为自己理应接掌蜀汉军政大权。蒋琬后来主持朝政，杨仪没有得到预期位置，心中不平很快转为怨恨。
他曾对费祎抱怨：“若丞相死时，我举军投魏，岂不早得富贵？”这句话传开后，事情便不再只是牢骚。蒋琬上表弹劾，刘禅将杨仪废为庶人，迁往汉嘉郡。公元235年，杨仪在住所自杀，并非被刘禅处决。
所以，题目中的两层说法，需要换一个角度理解。诸葛亮并非错杀魏延，也没有明知杨仪是内奸仍故意纵容。他真正留下的遗憾，是过度依赖杨仪处理军务，却没有在身后安排更稳妥的权力交接；同时，他没有把魏延这种桀骜将领纳入一套清晰的制衡规则。
蜀汉的问题，也不只在一个魏延或一个杨仪。刘备去世后，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相继离世，夷陵之战又损失大批精锐。诸葛亮需要同时承担军政、后勤和人才培养，能够留给制度建设的余地并不充足。
若魏延没有死于内部冲突，蜀汉或许能多保留一名经验丰富的边将；若杨仪不掌握撤军中的关键权力，军心也许不会那样迅速分裂。但历史没有假设。魏延死于五丈原撤军后的内讧，杨仪则在失势后走完了自己的结局，二人的命运，恰好暴露出蜀汉后期最棘手的难题：将才难得，权力交接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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