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夏天热得黏人。我二十四岁，在县文化馆管图书，一心想往创作组调。

那天傍晚我拎着两斤鸡蛋、一瓶本地产的白酒去了周馆长家。她是文化馆的老馆长，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像裁纸刀，干脆。我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话还没说圆，她先开了口：“你要是为调动来的，东西拿回去。”

我脸烧得厉害。她却起身把门带上了，抬手一指里屋那张床——一张单人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席子，床头摞着一沓稿纸，旁边是台老式风扇，嗡嗡转。

“今晚你睡这儿。”

我脑子“嗡”了一下。

“把故事写完。”她接着说，“上个月你交的那篇《渡口》，后头三页是糊弄的。我看得出来，你自己也看得出来。”

我张了张嘴。那篇确实卡住了，写到摆渡的老汉要送儿子过河，笔就挪不动了。

“创作组的位子空着，但我不看你会不会来事，我看你能不能把一篇文章从头到尾撑住。”她把一摞方格稿纸推到我面前，又放下一支灌满蓝黑墨水的钢笔，“写不出来，明天早上自己把东西拎回去。写得出来，明天早上我去跟人事说。”

她说完就出去了，把门从外面轻轻带上。

那一夜我记了很多年。风扇转一会儿就烫，我拿湿毛巾搭在扇头上。写到后半夜，窗外蛙声一片，我趴在稿纸上睡着了，醒过来发现肩上多了件藏青色的卡其布外套。桌角搁着一碗凉了的绿豆汤，碗下压着张纸条，字很小：“渡口的儿子最后没走成，是因为老汉舍不得吗？再想想。”

我愣了半天，忽然明白了——我一直在写“舍不得”，其实是那儿子自己不愿意走，他怕走了就再也回不来。这一改，后面三页一口气就顺了下来。

天亮时我把稿子整整齐齐放在桌上，鸡蛋和酒原封不动拎回了家。

半个月后，我调进了创作组。《渡口》登在省报副刊上，署名底下印着小小的“县文化馆”。周馆长一个字也没夸我，只在编前会上说了一句：“以后写东西，别想着送什么，想着写什么。”

再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她老伴住院，她在医院陪了一夜，天快亮才回来，那件卡其布外套是她自己的。

二〇〇四年她退休，我去看她。老太太已经不爱提当年的事，只笑着说：“你那晚没把我那张床睡塌，就算不错了。”

我说：“周馆长，那碗绿豆汤，我记了二十年。”

她摆摆手：“汤是你师母熬的。”

那年夏天，就这样留在了我的稿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