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云南昆明，卢汉宣布起义。此时的昆明城内，电话线突然中断，一位国民党要员被留在公馆之中。他叫张群，是蒋介石倚重多年的亲信，也是卢汉曾经以性命相保的旧相识。
这场起义并非临时起意。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主力遭到重创，西南局势迅速恶化。卢汉身处云南，清楚知道蒋介石已经难以控制全国，继续替南京方面守住云南，既无胜算，也可能把地方军政力量一并葬送。
早在1949年上半年，卢汉便通过秘密渠道同中共方面接触，表达了和平解决云南问题的意愿。中央对云南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视，因为云南不仅是西南门户，还牵连着滇、川、康几地的军事部署。能否减少战事，对局势推进影响很大。
蒋介石当然不愿放弃云南。8月以后，他曾亲赴重庆，并多次设法召卢汉前去商议。卢汉没有立即翻脸，而是以身体不适为由拖延，一面应付蒋介石，一面保护被搜捕的进步人士，同时等待解放军向西南推进。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卢汉感到为难的人，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张群。
张群与卢汉之间，早年便有一段旧交。国民党内部派系冲突时，有人主张以武力解决卢汉，张群曾出面担保，使卢汉免遭清算。1948年，张群筹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川康方面反应冷淡，卢汉却公开表示支持，帮助他站稳脚跟。
两人的关系因此很复杂。既有政治上的互相借力，也有私人层面的旧情。张群需要卢汉在西南的声望，卢汉也曾借张群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为云南争取空间。这样的交情，到了改朝换代的关头，反而成了最难处理的牵绊。
11月下旬，解放军进入云南境内，昆明周边的压力骤然增加。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抵达昆明，名义上是传达部署，实际上带着监视和稳住卢汉的任务。他判断，只要自己留在昆明，卢汉便不敢轻举妄动。
卢汉先设法让张群相信城内平静，张群返回重庆汇报后，又再次飞回昆明。就在这时，卢汉将他接到自己的新公馆，安排人员看守。电话被切断，外界消息无法进入，张群这才明白，昆明的局面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秘书质问卫兵：“为什么不准我们出去？”
卫兵只回答了一句：“云南已经起义了。”
张群没有争吵。他坐在沙发上沉默许久，随后写信要求见卢汉。卢汉读信后，一夜未眠。放走张群，可能违背中央部署；继续扣留，又觉得对不起当年的相保之情。身边人员和地下党同志都明确提出，释放这样的重要人物，必须请示中央。
卢汉仍然作出决定。12月11日上午，他派人护送张群前往昆明机场，准备让其乘机经香港离开。机场守卫没有见到正式手令，一度不准飞机起飞。随后卢汉派人赶到，出示特许文件，飞机才获准离场。
意外随即发生。由于警卫部队并未提前接到通知，飞机升空后，地面一度开枪拦截。张群所乘飞机最终离开昆明，但这次放行显然带有很强的个人判断，并非经过完整协调的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谈及此事时曾表示惋惜。按照这一说法，张群本可作为重要筹码，用来争取释放张学良。张学良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长期受到蒋介石控制，直到晚年才恢复较多自由。若能以张群交换张学良，政治意义自然不同。
张群之所以分量很重，关键在于他与蒋介石长达数十年的特殊关系。1908年，两人在赴日本的船上相识，后来一同参加革命活动。北伐时期，张群进入蒋介石的核心幕僚圈，逐渐由军事人员转为政治谋士，擅长处理蒋介石不便亲自出面的事务。
他曾陪蒋介石赴日本活动，也长期参与对日事务。抗战胜利后，张群仍是国民党处理中日关系的重要人物。退到台湾后，他继续负责对日交涉，1952年参与推动与日本签订所谓“和约”，后来又出任驻日“大使”。
1972年中日建交，台北方面在日本的机构随之关闭，张群在岛内承受了明显压力。那一年，他已经83岁。一个在蒋介石政治生涯中活跃半个多世纪的人，也在中日关系格局改变后，逐渐退出了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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