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贾宁长期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高等经济大学任教，是俄罗斯知名汉学家。
他给出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两个所谓的“原罪”：一个是中国没有长成一些西方精英原先预想的样子；另一个更现实——中国不但做大了，而且开始往过去由欧美占据优势的产业高地上走。
问题也就来了：西方真正介意的，到底是中国和它们“不一样”，还是中国已经强到足以改变原来的利益分配？
先把时间拉回二十多年前，2000年前后，美国推动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公开讨论的从来不只是“中国商品以后会不会更便宜”。
当时美国政府发布的政策材料直接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市场改革、经济开放、信息流动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变化联系在一起。
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甚至公开表示，经济开放将促使中国面临更多竞争，民众可获取更多信息，令中国领导人无可避免地更快面对政治改革的抉择。
这至少说明，当年的“接触政策”背后确实存在一种影响很大的判断：让中国更深地进入国际市场，让资本、商品、互联网和跨国企业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内部也会随之发生越来越深的变化。
当然，把这段历史简单讲成“西方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改造中国”，同样过头。西方从来不是一个只有一个大脑的整体。
跨国公司盯着中国市场和生产成本，政府部门考虑国际规则，安全机构关注战略风险，人权团体又有自己的诉求。它们的算盘并不完全一样。
但有一点比较明确：相当一部分西方政治精英曾相信，经济越来越市场化，中国的发展方式也会逐渐向他们熟悉的模式靠拢。
二十多年过去，这个预期显然没有按照原来的方向兑现。中国确实深度进入了全球经济——外资来了，贸易规模扩大了，民营经济成长了，中国企业也越来越熟悉国际市场规则。
可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并没有因此整体转向西方模式。这就形成了第一个落差。
其实，如果事情只到这里，矛盾未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一个与西方制度不同、经济实力又有限的国家，很难真正改变全球权力结构。
真正让事情变复杂的，是另一个变化同时发生了：中国不仅没有按照别人想象的方向走，而且越走越大了。这才把问题从“制度差异”，一步推到了“利益竞争”。
过去西方企业为什么能够接受一个快速增长的“中国制造”？原因并不神秘。
很长时间里，全球产业链的大致位置是清楚的。欧美掌握品牌、核心技术、金融、销售渠道和大量高附加值环节，中国利用劳动力、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承担大规模制造。
一部手机可能在中国组装，但利润最高的芯片、操作系统、专利和品牌未必属于中国企业。一件商品贴着“中国制造”，并不等于最大的一块利润留在中国。
这套分工当然不完全公平，却相对稳定。对西方企业来说，中国制造能力越强，很多时候意味着自己的成本越低、利润越高。问题是，中国企业后来没有一直待在原来的位置。
先是家电、工程机械，然后是通信设备，再到新能源、动力电池、电动车、光伏和越来越多先进制造领域，中国企业开始自己做技术、做品牌、做产品，再出去和原来的客户、合作伙伴甚至技术提供者抢同一个市场。事情到这里，味道就完全变了。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显示，2025年中国生产了全球约2200万辆电动汽车中的75%，全球超过80%的动力电池产自中国。在电池正极活性材料领域，中国占全球产量约85%，负极活性材料则超过90%。
这些数字为什么敏感？因为汽车不是普通商品。德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工业经济体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制造优势，很大一部分就压在汽车、机械、化工、电子这些产业上。
汽车后面不是一家车企，而是一长串零部件公司、工程师岗位、技术专利、供应商和地方就业。
过去中国给外国车企提供市场，和今天中国车企自己把车卖到海外，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意味着利润空间扩大，后者意味着市场份额重新分配。
稀土的问题更直接，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占全球磁性稀土开采量约60%，到了精炼环节占比上升至91%，在烧结永磁体制造领域占比达到94%。这些磁材又广泛用于汽车、风机、工业电机、数据中心等领域。
这时候，原本单纯的商业优势就开始被重新定义。中国看到的是几十年工业积累形成的成本、规模和供应链优势。欧美政策制定者看到的，却越来越多是“如果关键产业过度集中在中国怎么办”。
两边看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站的位置已经不同。
2024年，欧盟最终决定对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在原有10%关税的基础上，对比亚迪加征17.0%、吉利18.8%、上汽集团35.3%，其他合作企业平均20.7%。表面看，这是一场关于补贴、公平竞争和市场准入的争执。
往深处看，却绕不开另一个事实：当年的全球化，是中国制造加入原有产业体系；今天的竞争，则越来越像中国企业开始争夺产业体系里的核心位置。
这大概也是卢贾宁第二层判断中最值得琢磨的地方。让竞争真正升温的，不只是中国和西方制度不同，而是中国开始拥有越来越多别人无法忽视的产业筹码。
以前别人担心的是中国商品太便宜。现在开始担心的，是一些产业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几年以后究竟谁依赖谁。
理解了这一点，再看这几年西方不断出现的一个词——“去风险”，很多事情就能连起来。“去风险”和“脱钩”听起来差别很大。脱钩意味着尽量减少往来；去风险则是生意继续做，但必须把关键领域的依赖降下来。
欧洲尤其强调后一种说法。问题在于，什么叫关键领域？芯片可以算，稀土可以算，电池可以算，汽车、光伏、通信设备同样可以被纳入经济安全讨论。
当越来越多产业开始和“国家安全”挂钩，原来按照成本和效率运行的商业逻辑，自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地缘政治影响。
芯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美国这些年不断调整针对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出口政策。
到了2026年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又改变部分许可政策，将英伟达H200、AMD MI325X等特定芯片对华出口的审查政策从“推定拒绝”调整为“逐案审批”，前提是满足一定的安全条件。
这个变化本身就很有意思，如果中美真的已经完全“脱钩”，根本不用反复调整规则。美国既想限制中国获得部分先进计算能力，又不得不考虑美国芯片企业失去中国市场后的成本。安全利益、商业利益和技术竞争纠缠在了一起。
欧洲的处境更加复杂。欧盟现在仍然正式把中国同时定义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这三个词放在一起，看起来甚至有点矛盾。但现实偏偏就是这样。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5.9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6%，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盟也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外部经贸伙伴之一。
所以，说“整个西方都讨厌中国”，严格说并不准确。国家制定政策，很少是因为简单的喜欢或者讨厌。真正变化的是利益位置。
过去，中国高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能够给大量西方企业带来成本红利和市场红利，所以合作的一面更加突出。
今天，中国仍然是巨大市场，但中国企业又成为越来越强的竞争者。合作收益没有消失，竞争压力却明显变大。旧关系自然开始变得别扭。
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发酵。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向更多行业外溢以后，欧洲国内关于产业保护、供应链安全和市场开放之间的争论只会越来越难处理。
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但双方经贸合作也并非没有现实障碍。
这一点反而很重要。因为今天的大国关系，已经很难再用“谁和谁是一伙的”这么简单的方式理解。
中国和俄罗斯有合作，也各有自己的利益计算；中国和欧洲竞争加剧，但贸易规模依然巨大；中美在技术领域限制不断，却仍然存在难以迅速切断的商业联系。世界没有简单地分成两块。
真正松动的是过去几十年那套默认规则：西方长期掌握关键技术、品牌、金融和高附加值产业，中国更多承担生产制造，双方都能从这套分工中获利。
现在，中国开始从生产者变成竞争者，从市场变成技术和产业力量的重要来源。有人失去了一部分过去的优势，有人手里的筹码比从前多了。摩擦自然会增加。
所以，回到标题里的问题，西方是不是真的“讨厌中国”，其实没那么重要。更值得看的，是为什么二十多年前被视为全球化重要成果的中国发展，今天越来越频繁地被放进“安全”“风险”和“战略竞争”的框架里讨论。
答案可能并不浪漫，国际关系终究不是交朋友。当一个后来者只是给原有体系提供廉价商品时，它很容易受到欢迎；当它开始进入核心产业、掌握关键供应链，还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发展时，原来坐在牌桌上游的人自然会重新计算成本。
中国接下来真正面对的考验，也不是让所有西方国家重新“喜欢”自己。而是在技术限制、贸易摩擦和供应链重组越来越常态化之后，中国还能不能继续往上走，同时又让世界发现：竞争归竞争，和中国合作依然比彻底绕开中国更划算。
如果这一点能够维持，那么所谓两个“原罪”真正说明的，恐怕不是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那个默认中国永远停留在原来位置上的时代，已经越来越难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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