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刚被局长免职,我正陪部长下围棋,他连头都没抬就问:哪个局?我让厅长去打听一下。

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正把一颗黑子按在棋盘右下角,堂弟的电话第三次打了进来。

我没接。

对面坐的是老部长,七十多岁的人了,下棋慢,落子前手指头要在棋盒里捻半天。他眼皮都没抬,问我,谁啊,响三回了。

我说,我堂弟,刚被免了。

他这才抬起头,问我一句,哪个局?

我说了堂弟单位的名字。他哦了一声,手又伸进棋盒里,捻了半天,才说,我让老周去打听打听。

老周是厅长,退休返聘的,管着一摊杂事。

我没接话。棋盘上我那一片棋已经死了大半,我自己心里清楚。

堂弟比我小九岁,今年五十一,在市里一个不大不小的局里当副职,干了快七年。去年冬天他来找过我一次,坐在我家沙发上,把手机翻过来给我看一张截图,是局里内部群的聊天记录,有人把他签过字的一张报销单拍了出来,圈了三个数。

他说,哥,这张单子我根本没签过。

我说,那你去找局长说清楚。

他说,局长就是他。

那天他没在我家吃饭,走的时候鞋都没换好就出门了,门口那双皮鞋后跟踩塌了,我老婆后来提了一句,说他这鞋看着挺新,怎么后跟是塌的。

他媳妇是小学老师,教二年级,一个月到手四千七百块。他们儿子那年刚上大一,学费八千二,住宿费一千二,开学那阵子堂弟跟我借过两万,说年底还。年底没还上,我也没提。

免职的文件是礼拜一下的,我是礼拜二下午才知道的。那天上午我还在社区医院拿降压药,排队排了四十分钟,前面一个老太太跟挂号窗口吵,说她要找的那个大夫上礼拜三还在,怎么今天就说没这个人了。

我拿到药出来,看见堂弟媳妇在马路对面站着,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两盒小米粥,包装盒上还贴着便利店的价签。

我喊了她一声。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给他送的,他说想喝小米粥。

我说,他人呢。

她说,在家。

后来我才知道,那两盒粥他一口没喝。他媳妇在厨房里煮了又倒掉,倒了又煮,连着三天,灶台上一直温着一个小奶锅。

免职的由头是那批办公设备采购,二十台电脑,一台四千八,走的是政府采购。审计查出来,其中六台的报价比市场价高出一截,多出来的钱去哪了,谁也说不清。堂弟是分管领导,字是他签的。

他说不是他签的。

字迹鉴定做了两回,第一回说像,第二回说存疑。局里的意思是,不管是不是你签的,你分管,你就有责任。

我陪老部长下棋那天,其实是第二盘了。第一盘我输得很惨,他不让子,收官的时候还多占了我三目。第二盘下到中盘,他问我那句话的时候,我手里的棋子已经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

他让老周去打听,老周第三天回的话,说这事不好办,审计那边已经定了调,局里报上去的材料是免职,不是撤职,意思是还留着余地。

老部长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正在小区门口遛弯,手里攥着两个核桃,转得咔咔响。

他说,留着余地就是没余地。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堂弟要是真没签,就让他自己去把这事说清楚。别人替他说,越说越说不清。

我把这话带给堂弟的时候,是礼拜五晚上。他家的灯只开了客厅一盏,孩子在学校没回来,他媳妇在卧室里改作业。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杯子是那种超市赠品,杯身上印着一行字,字已经磨掉了一半。

他说,哥,我签过的字我认,没签过的我不认。

我说,那你去说啊。

他说,我说了,没人听。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一直放在膝盖上,指甲剪得很短,手背上有一块淤青,他说是搬东西磕的。

后来我陪他去了两趟。第一趟是去审计那边,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接待的,翻了翻材料,说这事已经往上报了,他们这儿改不了。第二趟是去局里找那个局长,秘书说局长开会,让我们在走廊等。走廊里有个饮水机,水桶上贴着送水电话,堂弟盯着那桶水看了很久,然后跟我说,哥,咱们走吧。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他到底是真没签,还是签了忘了。

网上有说法,说人到了某个份上,记性会自己骗自己,没做过的事也能想成做过,做过的事也能想成没做过。这说法我也没处查证,不知道准不准。

我还有个老同事,姓韩,退休前在区里干了一辈子。他儿子前年也是被免了,原因跟堂弟差不多,采购的事,签字的事。老韩那阵子天天跑,跑了小半年,最后儿子还是走了,去了南方一家私企,一个月拿一万二,比原来还多。

老韩跟我说,免职就免职,又不是判刑,日子照样过。

可堂弟不是老韩儿子。堂弟在那局里干了二十三年,从科员干到副职,中间没挪过窝。他办公室里有一盆绿萝,养了六年,藤蔓从书柜顶一直垂到地上,他走的时候没带走,听说后来让保洁扔了。

他媳妇跟我老婆说,他现在每天早上还是六点半起床,穿好衣服,坐在沙发上,坐到八点,再回卧室躺着。

我老婆回来跟我学这话的时候,正在择菜,手里的豆角掐得一段一段的,声音很脆。

免职之后的第十一天,堂弟来我家了。那天下午两点多,他站在门口,没进来,说就在门口说两句话。他说他决定不申诉了,孩子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五千,他准备去一个朋友的公司帮忙,先干着。

我说,你想好了。

他说,想好了。

他走的时候,我看见他脚上那双皮鞋换了,换成了一双运动鞋,白色的,鞋边有点脏。

我站在门口看着电梯门关上,楼道里那盏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最后彻底暗下去。

棋盘上那盘棋,我到底还是输了。老部长把棋子一颗一颗收回棋盒里,说,你心不在。

我说,是。

他说,你堂弟的事,我让老周再问问。

我说,不用了,他自己有打算了。

老部长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他把棋盒盖上,那个盖子是木头的,合上去的时候有一声闷响。窗外有辆车开过去,车灯从窗帘缝里扫了一下,又没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好,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要是接了那个电话,后头的事会不会不一样。堂弟到底是签了还是没签,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我这心里一直没落定。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明明觉得他没做错,可所有证据都指着他的事?换作是你,那天那通电话,你会接吗?

那天从老部长家出来,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小区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铁皮炉子上冒着白气,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一边翻红薯一边看手机,手机里放着戏曲,咿咿呀呀的。我买了一个,七块钱,揣在兜里,走到家还是热的。

我老婆问我,问得怎么样。

我说,没怎么样。

她说,那就算了?

我说,人家自己都说算了。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堂弟那双后跟踩塌的皮鞋,还有他坐在沙发上说那句话时候的样子。他说哥我签过的字我认,没签过的我不认。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平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去菜市场,碰见了堂弟他们局里以前的一个老会计,姓吴,七十了,早就退了,在菜市场门口摆了个摊子修拉链。我蹲下去跟他搭话,说吴叔你还认得我不。

他抬头看了我半天,说,你是老李家的那个?

我说是。

他说,你堂弟那个事,我听说了。

我说,吴叔你在局里干了多少年。

他说,三十一年,你堂弟进来那年我就在了。

他把手里一条拉链放下,用围裙擦了擦手,说,你堂弟这个人,别的不讲,字是真没乱签过。我干会计那阵子,他报上来的单子,一笔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有疑问的他会自己跑下来问,不像有些人,大笔一挥就完事。

我说,那这次这个事。

他说,这次这个事,我说不好。我退了八年了,后面的事我不清楚了。

他说完又拿起那条拉链,哗啦哗啦地拉。我站了一会儿,没再问。

过了三天,堂弟媳妇给我老婆打电话,说堂弟去那个朋友公司上班了,第一天回来,坐在饭桌上吃了两碗米饭,说好久没吃这么多了。我老婆挂了电话跟我说,他媳妇在电话里哭了,但是声音是笑着的。

我说,那就好。

我老婆说,你说他到底签没签。

我说,我不知道。

我老婆说,那你还帮他跑。

我说,他是我弟。

又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去社区医院复查,量血压的时候碰见了审计那边一个熟人的老婆,姓陈,在药房上班。她跟我老婆认识,见了面就拉住我说,你家那个堂弟的事,我听说了一点。

我说,怎么说。

她说,她老公前阵子整理材料,发现那六台电脑的报价单上面,除了你堂弟的签字,还有一个人的签字。

我说,谁。

她说,她老公没说,就说这事有点怪,两个签字,一个清楚一个模糊,模糊的那个看不清是谁。

我说,那怎么只查我堂弟。

她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她老公为这事还跟他们科长争了两句,说材料不全。

我拿着药回家,路上给我堂弟打了个电话。响了七声他才接,那边有机器响,他说他在车间里,问我什么事。

我说,你那个事,可能还有个签字的人。

他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哥,算了。

我说,什么叫算了。

他说,我签没签我自己心里清楚,别人签没签我不想知道。我现在一个月拿六千,够花,孩子学费凑上了,就这样吧。

我说,你不想弄清楚了。

他说,想,但是弄清楚了又能怎么样。我五十一了,就算回去,还能干几年。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边,旁边是个修自行车的摊子,地上摆着七八个轮胎,一个老头蹲在那儿补胎,胶水味很大。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老部长家,是去送他上回落在我那儿的眼镜。他正在阳台上浇花,浇的是几盆茉莉,叶子黄了一半。我把眼镜放在茶几上,他出来看见了,说,你堂弟那个事,老周又问了。

我说,怎么说的。

他说,说那六台电脑后来退了三台,钱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还在查。

我说,那签字的事呢。

他说,老周说,材料里确实还有一个人的签字,但是那个人已经调走了,去了别的市。

我说,那怎么不查那个人。

老部长把水壶放下,说,查人要有人推。没人推,这事就停在纸面上。

那天我从老部长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小区门口那个卖烤红薯的摊子收了,地上留着一圈黑印子。我走在路上,手机响了一下,是堂弟发来的,就一张照片,他儿子在学校操场上拍的,穿着军训服,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回了两个字,挺好。

他也没再回。

那盆绿萝的事,我后来问过他们局里一个还在上班的小年轻,是去办事的时候碰见的。他说那盆绿萝其实没扔,是保洁阿姨搬到楼梯间去了,养在窗台上,现在藤蔓又长了,拖到地上,保洁阿姨隔几天就浇一次水,说扔了可惜。

我说,那挺好的。

小年轻说,是啊,那东西命硬。

我后来再没跟堂弟提过这个事。他偶尔来我家吃饭,带一箱牛奶或者两斤橘子,坐一会儿就走。他媳妇说他现在话少了,但是晚上能睡着了,不像刚免职那阵子,整宿整宿地翻身。

我老婆说,那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说,可能吧。

棋盘上那盘棋,我后来又跟老部长下过一回。这次我认真下了,还是输了,但是输得不多。收官的时候老部长说,你最近心静了。

我说,事过去了。

他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别老想。

我说,不想了。

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还是会想起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手机在桌上震的那三下。我要是接了,他跟我说哥我被免了,我会说什么呢。我可能也说不出来什么。

那张报销单上的另一个签字,到底是谁签的,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一个准话。审计那边的说法是还在查,老周那边的说法是材料不全,堂弟自己的说法是算了。三个说法,我一个都不知道该信哪个。

你们说,这事要是摊在自己兄弟身上,是让他继续争下去,还是劝他像现在这样安安稳稳过日子。争,可能争得回来,也可能争得更难看。不争,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可日子确实也能过。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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