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秀兰，今年六十七岁，住在东莞莞城老街上。

王奶奶是我家隔壁的邻居，昨天下午三点十七分走的，享年一百零一岁。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来。

我是第一个发现她走了的人。

早上七点，我照例去给她送肠粉。门没锁，推开一看，她躺在床上，手放在胸口，已经没气了。我喊了两声“王奶奶”，没应。我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手指头冰凉。

我赶紧打电话给我老公，然后打了120。医生来了，翻了翻她的眼皮，摇了摇头，说：“走了有十几个小时了。”

我站在门口，手还在抖。隔壁的王奶奶，住了快四十年，就这么走了。

葬礼定在三天后。我翻出她床头那个铁皮饼干盒，里头有张纸条，写着殡仪馆的电话，还有一行字：“一切从简，费用已付。”

我去殡仪馆一问，果然，王奶奶半年前就把所有事情安排好了。火化费、骨灰盒、墓地，一共三万七千六百块，全付清了。

“那三个儿子呢？”殡仪馆的老陈问我。

“不知道。”我说。

我确实不知道。王奶奶在这条街上住了四十年，我从没见过她儿子来看她。过年没有，中秋没有，连她一百岁生日那天，也没人敲门。

街坊们议论纷纷。

“生了三个，一个都不来，白养了。”

“说不定早就断了关系。”

“听说老大在深圳，老二在广州，老三出国了。”

我听着，没搭话。王奶奶从来不提儿子的事。有一回我问她：“王奶奶，你儿子最近有打电话来吗？”

她手里的扇子停了一下，说：“没电话。”

“那……”

“秀兰啊，”她打断我，“人有脚，会走。走远了，就回不来了。”

那是六年前的事。她九十五岁，还能自己下楼买豆腐。我住她隔壁，每天早晚去看一眼。她给我讲以前的事，讲她年轻时在工厂做工，讲她丈夫走得早，讲她一个人把三个儿子拉扯大。

但从来不提儿子们后来为什么不来了。

整理王奶奶遗物的时候，我在衣柜最底层又翻出一个铁盒。和床头那个不一样，这个生了锈，用胶带缠了好几圈。

我本来不想打开。但盒子没封死，胶带一撕就掉了。

里面是三封信，一个存折，还有一叠照片。

照片上全是三个男孩。从婴儿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我一张一张翻，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期。“大毛三岁，东莞人民公园。”“二毛小学毕业，1987年。”“三毛参军，1995年。”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95年9月12日。

信纸发黄了，字迹歪歪扭扭，但能看清。

“妈，我们走了。你别找我们。你当年说的话，我们记住了。你说不要回来，我们就不回来。老大。”

就这一张纸。没有解释，没有地址，没有电话。

我又翻存折。从1996年开始，每个月存入100块，后来变成200块，再后来变成500块。最后一笔是去年十二月，存了1000块。余额有八万七千多。

名字是王桂香——那是王奶奶的名字。

我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存折，脑子里乱成一团。她每个月都在存钱，但从来没见她取过。儿子们走了三十年，她存了三十年的钱。

“秀兰，你在里面吗？”

我老公推门进来，看见我坐在地上，手里拿着铁盒。

“怎么了？”

我把信递给他。他看了半天，眉头越皱越紧。

“这信……不对。”

“什么不对？”

“你看这个。”他指着存折上的日期，“1996年1月开始存钱，每个月100块。但你看这里——”

他翻到存折的第一页，上面有个手写的备注：“大毛学费，每月100。”

“这是……”我愣住了。

“她一直在给儿子们存钱。”我老公说，“但儿子们根本不知道。”

我又翻开那些照片。在最后一张照片背面，有一行很小的字，是用铅笔写的，差点没看清。

“大毛结婚，2003年。二毛买房，2008年。三毛出国，2012年。”

这些字不是王奶奶写的。笔迹不一样。

“谁写的？”我问。

“不知道。”我老公说，“但你看这个——”

他指着照片上的一角。在“三毛出国”那张照片的边缘，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像是有人站在镜头外。

我把照片拿到灯下仔细看。那个影子是一个女人的轮廓，穿着深色衣服，站在很远的地方。

是王奶奶。她参加了儿子的出国送别，但没有走近。她站在远处，看着。

我翻到照片背面。在“三毛出国”那行字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妈来了，没让她看见。”

我的手指停在纸上，抖得厉害。这行字是谁写的？儿子们知道她来了？他们知道她一直在看着他们？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照片背面一个模糊的电话号码。那个号码是写在“大毛结婚”照片背面的，很淡，但还能辨认。

电话响了五声。

“喂？”

“请问是王建国家吗？”

对方沉默了三秒。

“你是谁？”

“我是你妈隔壁的邻居。你妈昨天走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吸气声。然后是一阵很长的沉默。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

“她上个月给我打了电话。”王建国的声音很平，“她说她快走了。让我不要来。”

“为什么？”

“她说……”他停了一下，“她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让我们走。但她不后悔这个决定。”

“什么意思？”我问。

“你认识我妈多久了？”他问。

“快四十年。”

“那你知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死的？”

我愣了一下。王奶奶从来没提过她丈夫怎么死的。我只知道他走得早。

“我爸欠了赌债。”王建国说，“欠了很多。那些人找上门来，说要拿我们三个抵债。我妈连夜把我们送走了。她让我们发誓，永远不要回来。”

“她一个人还了那些债？”

“还了十二年。”他说，“她做清洁工，做保姆，去工厂做临时工。每个月存一百块，存了十二年。”

“那你们为什么不回来？”

“因为她让我们发誓。”他的声音突然变了，“她说，如果我们回来，她就白养我们了。”

电话那头传来另一个声音，更年轻些。

“大哥，谁啊？”

“老二。”王建国说，“你等等。”

我听到电话那头两个人在说话，声音很低，但很急。

“妈走了。”王建国说。

“什么？什么时候？”

“昨天。”

沉默。

然后，我听到老二的声音，带着一种奇怪的笑：“那我们可以回去了？”

“不行。”王建国说。

“为什么不行？妈都走了——”

“她说不行。”

“她说的是以前！那时候我们还小——”

“她说的是永远。”

电话挂断了。

我坐在王奶奶的床边，手里还拿着那个铁盒。窗外的天暗了，老街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翻开存折的最后一页。在最后一笔存款下面，有一行很小的字，是王奶奶的笔迹。

“给三个儿子。一人两万九。”

八万七，除以三，正好两万九。

我又翻开那三封信。每封信的最后，都有一行被划掉的字。我用指甲刮了刮划痕，能隐约看到下面的字。

“妈，我们想回来。”

划掉了。

三封信，三行同样的字，全被划掉了。

我拿起手机，又拨了王建国的号码。响了一声就接了。

“你妈给你们留了钱。”我说，“一人两万九。”

电话那头很安静。

“还有，”我说，“那三封信上的字，她没划掉。”

沉默。

“她只是不想让你们看见。”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声音，像是有人把手机捂住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王奶奶的门口，看着老街上的灯。

第二天早上，殡仪馆的车来了。我跟着去了。火化的时候，我站在外面，手里抱着那个铁盒。

火化完，我拿着骨灰盒往回走。走到老街口的时候，我看见三个人站在王奶奶家门口。

老大，老二，老三。

他们穿着黑衣服，站在那儿，谁也没说话。

老大手里拿着一把钥匙。老二手里拿着一束白花。老三手里拿着一封信。

“我们来接她。”老大说。

我没说话。我把骨灰盒递给他。

他接过去，手在抖。

“她说不要回来。”他说，“但她没说我们不能来接她。”

老三把信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王奶奶写的，日期是上个月。

“大毛，二毛，三毛。妈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就是把你们送走。做过最错的事，也是把你们送走。但妈不后悔。妈只是……想你们了。”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

“进去坐坐吧。”我说。

他们三个站在门口，谁也没动。

“妈在的时候，不让进。”老二说，“现在可以进了吗？”

“可以了。”我说。

他们进去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家。走了几步，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王奶奶家门口，三双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和她在的时候一样。

我回到家，坐在窗前。老街上的灯一盏一盏灭了。

我拿起手机，给我儿子发了条微信：“明天回来吃饭。”

他回了一个字：“好。”

我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王奶奶的铁盒，把那张存折拿出来。翻开最后一页，在那行小字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几乎看不见。

“妈对不起你们。但妈不后悔。”

我合上存折，放回铁盒。

窗外的天亮了。

有些爱，要用一辈子来分开，才能一辈子在一起。

你有没有一个“分开”的人，其实一直在等你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