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大连港，苏联驻军开始有序撤离。对普通市民来说，这只是码头上的一场交接；放在近代史里看，却意味着一个被列强反复争夺的海港，重新回到中国的实际管辖之下。
大连、旅顺的曲折，始于甲午战争之后。1898年，沙俄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取得旅顺、大连的租借权。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控制当地。1945年苏军进入东北，大连、旅顺又由苏联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出于东北安全和远东局势的考虑，苏军一度继续驻扎。1955年，苏联完成撤军，两地交还中国。这个过程不是战场上的夺回，而是国家关系、地区安全与主权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
边境地区的回归，往往更考验耐心。片马、古浪、岗房三地位于中缅边境，清末曾被英国势力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被日本控制。缅甸独立后，这一带的归属仍未完全解决。经过中缅边界谈判，双方于1960年签订边界条约，相关交接在1961年完成，约数百平方公里土地回到中国一侧。
有意思的是，许多领土问题并非简单的“谁占着就归谁”，而是要查证旧地图、行政管辖和历史条约。喀喇昆仑走廊就是如此。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边界划分留下了复杂遗留。巴基斯坦独立后，实际控制着这一地区。
1963年，中巴签署边界协定，对两国边界作出划定。巴基斯坦放弃了对喀喇昆仑走廊的领土要求，中国取得约五千八百平方公里地区的主权安排。严格说，这是一场通过谈判完成的边界解决，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收复。但从面积看，巴基斯坦作出的领土让渡确实最为可观，也因此被许多人称为“巴铁还得最多”。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分量则完全不同。香港岛在1842年《南京条约》后被英国割占，九龙部分地区又因后续条约被割让，新界则是1898年租借，期限为九十九年。二战结束后，英国没有主动交还香港，问题一直延续到中英谈判。
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正式展开香港前途谈判。邓小平明确表示，主权问题没有讨论余地。经过多轮磋商，双方于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里的关键，不是某一句强硬表态，而是中国综合国力、国际环境和谈判策略共同形成的结果。
澳门的情况又有不同。葡萄牙人在明代中后期进入澳门，晚清时期，清政府在不平等压力下与葡萄牙签订相关条约。1987年，中葡签署《中葡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归没有经过战争，却同样完成了国家主权的历史转换。
西部边境的解决，常常采取“有得有失、整体平衡”的方式。乌宗图什河源地区在清代中俄边界交涉后被沙俄控制，苏联解体后又由吉尔吉斯斯坦实际管辖。1999年，中吉双方经过谈判，将其中约860平方公里划归中国，边界争议由此得到处理。
夏尔西里地区和阿拉山口一带，也涉及清末中俄条约留下的边界问题。苏联解体后，相关地区由哈萨克斯坦控制。经过多轮谈判，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边界划分上作出相互调整，夏尔西里地区最终回到中国一侧，相关交接于2003年前后完成。边界谈判的现实性，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既要守住核心利益，也要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中俄东段边界的处理更为漫长。1929年中东路冲突后，黑瞎子岛、银龙岛一带形成历史遗留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两国就边界展开多轮交涉。2004年签署补充协定后，双方继续进行现场勘界和实际交接。2008年，银龙岛及黑瞎子岛的一半回到中国一侧，涉及约171平方公里。
阿巴该图洲渚的处理，也是在同一协定框架下完成的。2005年，中俄依据补充协定重新划界，其中约34.55平方公里划归中国，另有部分划归俄罗斯。至此，中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基本解决。
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特点：有的靠撤军，有的靠条约，有的靠谈判后的边界调整。所谓收复，并不只有硝烟弥漫的战场，也包括一张张地图、一轮轮磋商，以及国家在长期积累之后取得的谈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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