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北京，欧阳毅坐在家中看“五一”节目的电视转播，屏幕上出现了朱德。多年未见，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他想见这位老领导，却不知道朱德住在哪里，思量再三，提笔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很朴素，先讲自己的近况，又说已经回到家中，重新戴上领章、帽徽。写到末尾，他没有绕弯子，只问了一句：“我很想见你，可是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这封信寄出后，欧阳毅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没想到两天以后，一辆车停在他家门前。朱德派人来接他和妻子到家中作客。多年隔阂，就这样被一封家书打开了缺口。
朱德见到他，谈的不是空泛寒暄，而是这几年的具体处境：身体怎么样，工作有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是否恢复，工资有没有补发。每一个问题，都落在现实生活上。临别时，朱德还嘱咐他把身体养好，千万不要过度激动，别再受刺激。
有意思的是，这份关照并非突然出现。早在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和欧阳毅都到了红四方面军工作。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时，朱德坚持维护党中央和红军统一，欧阳毅也参与了反对分裂的斗争。
那段经历后来成为欧阳毅人生中的一道关口。1936年，西路军失利后，他在祁连山一带坚持游击，突破马家军的封锁，辗转行乞，最终抵达延安。回到组织后，关于他是否追随张国焘的流言却传了出来。
当时，结论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欧阳毅无法仅凭口头解释洗清嫌疑，许多了解内情的人也未必在场。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得知这件事后，亲自为欧阳毅作证，并以书面方式说明他在反对分裂红军的问题上态度坚决。
这份证明分量很重。它不是泛泛的担保，而是来自亲历者的明确说明。欧阳毅因此得到较为公正的结论，也一直把这份帮助记在心里。多年以后，他给朱德写信，背后正有这段共同经历。
抗日战争时期，欧阳毅身体不好，长期在后方养病并承担工作。解放战争初期，他离开延安，转赴晋绥军区，后来又到了西柏坡。那时，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那里开展工作，欧阳毅抵达后，组织安排他先住下休养。
朱德外出回来，得知欧阳毅身体状况不佳，便把别人送给自己的补品转给他。东西并不一定多贵重，关键是这份惦记没有停留在口头上。对于一个长期患病、又经历过审查风波的人来说，这种照料格外具体。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都在北京工作，偶尔能够见面。欧阳毅知道，朱德事务繁忙，因此并不轻易打扰。1967年以后，他的工作和组织生活受到影响，随后多年没有再见到朱德，生活也进入了相对沉寂的阶段。
所以，1972年电视上的那次相逢，才让他重新鼓起勇气写信。朱德没有追问他为何多年沉默，也没有摆出长者姿态，只是把人接到家里，耐心询问情况。这样的见面，看似寻常，却包含着对旧日同志的辨认与维护。
此后几年，欧阳毅还曾多次前去看望朱德。1976年7月3日，北京医院打来电话，康克清通知他到医院。欧阳毅起初并不知道具体原因，赶到医院后，才得知朱德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三天后，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享年90岁。欧阳毅失去了一位多年相识的老领导，也失去了一位曾在关键时刻为他作证、在困难日子里惦念他身体的人。那封写于1972年的信，成为两人晚年重新相见的一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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