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西满军区一所后方医院里，独立三师筹建负责人吴富善逐个查看伤员。病床上的人，有的腿脚尚未恢复，有的刚刚退烧，更多人则不知道原部队已经转移到了哪里。吴富善此行，不是例行慰问，而是在为一支新部队寻找最难得的东西：能打仗、懂部队、靠得住的骨干。
独立三师当时并不缺番号，缺的是把番号撑起来的人。按照上级部署，西满军区准备以新四军第三师特务一团、特务二团，以及林甸地区几支新建部队为基础，组成新的机动作战力量。吴富善调任后，承担的正是这项任务。
事情不能只看纸面。东北民主联军进入东北初期，面对的局面相当复杂。大城市和铁路沿线有敌军控制，广大农村又受到土匪袭扰，部队既要作战，又要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没有稳固的后方，扩军再快，也可能变成无源之水。
1946年，东北根据地建设的重点，就是清剿土匪、发动群众、巩固地方政权。经过一年左右的艰苦工作，西满、北满的局面逐步稳定下来，部队开始具备发展主力、转入攻势的条件。独立三师的筹建，正是在这个转折点上展开的。
此前的实践，已经摆在吴富善面前。部队曾经接收和改造部分伪军、警察及地方武装，也尝试吸收铁路护卫等力量。这种办法见效较快，却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人员成分复杂，思想基础参差不齐，审查稍有疏漏，整建制变节的风险就会出现。
另一条路，是大量招收地方青年，迅速把队伍拉起来。兵员数字确实能够增长，可数量不等于战斗力。东北社会关系复杂，旧军队、警察和特务系统中的人员，有人是真心转变，也有人只是暂时观望。若把关不严，个别人混入基层甚至掌握武器，关键时刻便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有意思的是，最稳妥的办法反而最慢。发动群众，逐人审查，扩充一批，巩固一批。这样的速度比成建制接收慢得多，却能让部队的政治基础更加扎实。吴富善很清楚，独立师不是地方武装的简单拼接，而是要上前线承担硬仗的主力部队。
“队伍宁可慢一点，也不能留下大漏洞。”这句话，成为他筹建部队时反复强调的原则。
他先把自己过去指挥的警一旅第二团，与其他军分区的一个团合并整编，按照主力部队编制改成三个营，组成独立团。再加上特务一团、特务二团，独立三师的基本架子搭了起来。
架子有了，筋骨仍然不足。特务一团、二团原有战斗经历，情况相对较好；独立团则属于新组建部队，许多干部和战士没有经过长期战场锻炼。训练可以补课，纪律可以整顿，可真正的临战判断和带兵经验，不是短期内凭口号就能造出来的。
吴富善先从身边挖人。警卫员、马夫，只要有作战能力，便被安排到连队担任骨干；又从特务一团、二团抽调了一批老兵和基层干部。这样的调配虽然有效，却仍然满足不了独立团的需要，几个连队的骨干缺口依旧明显。
转机来自医院。
吴富善想到，许多伤员并非失去了战斗能力，只是伤势尚未完全恢复，或者因为部队频繁转移，一时找不到原来的单位。他带人到医院看望伤员，和他们核实经历、了解特长，再根据身体状况和个人意愿安排去向。
“伤好了，愿不愿意回部队？”他询问一名伤员。
对方回答：“只要还能拿枪，就愿意回去。”
医疗条件有限，伤员恢复得并不快。吴富善没有急于把人拉上战场，而是把康复、审查、编组结合起来，逐步吸收能够归队的人员。一个多月里，他从医院和后方吸收了一百多名康复伤员，其中不少人担任过班排干部，参加过实际战斗，懂得如何在炮火和混乱中组织部队。
这些人补上的，不只是人数，更是新部队最缺少的经验。有人熟悉射击和爆破，有人善于带领新兵，有人能够在行军中维持秩序。独立团有了这样的中坚力量，训练内容也从单纯操练，逐渐转向战术协同和实战要求。
这件事也说明，吴富善所选择的扩军方式，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寻找可靠兵源。发动群众是基础，严格审查是关口，吸收老兵和伤愈人员则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一环。速度慢一些，却能把政治可靠与军事能力结合起来。
西满军区原有的机动作战部队主要是保一旅、保二旅。独立三师成立后，军区的野战力量得到加强。此后，保一旅、保二旅和独立三师编入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吴富善任副政治委员。此前医院里那些重新归队的伤员，也随着部队整编，成为这支力量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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