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人，比我老婆还大两岁，我们在一起三年了。说实话，我爱她胜过爱我老婆。但我从来没想过离婚，她也没逼过我，我们之间一直有这个默契。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做一个同样的梦。
梦里我站在一扇玻璃门前，门里面是那间理发店。周敏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书，戴着那副缠胶布的老花镜，阳光照着她的侧脸，她一动不动。我想推门进去，但门推不开。玻璃上有一层雾，我用手擦，越擦雾越厚。后来她的手从里面伸出来，按在玻璃上，跟我隔着一层玻璃对望着。她的嘴在动，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我读得懂她的口型。她说的是：你该回家了。
每次做到这里就醒了。有时候是半夜，有时候是凌晨。醒来之后我盯着天花板，心跳得厉害，后背全是汗。老婆在旁边睡着，偶尔翻个身，手搭在我肚子上，我就慢慢平静下来。
时间过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儿子去北京上大学以后，家里一下子空了。老婆在医院申请调了班，不上夜班了，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到家。我公司那边也稳定下来了，不用天天往外跑，坐办公室的时间多了。两个人吃饭，桌子显得大了，菜也做得少了。老婆有时候会多做两个菜，说“万一儿子视频呢”，但儿子很少视频，他忙，社团、比赛、谈恋爱，年轻人的世界大得很。
我跟老婆的话比以前多了。以前儿子在家，注意力都在他身上，现在他走了，家里就剩我们俩，不说话太安静了。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翻来覆去就是今天吃什么、明天天气怎么样。后来慢慢找到了一些话题，比如她医院里有个同事闹离婚，比如我公司旁边新开了家面馆，比如小区门口那棵银杏树今年黄得特别早。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沙发上织毛衣，织的是深灰色的男款，说是给岳父织的。电视开着，在放一个老片子，《庐山恋》。我坐在旁边看手机，偶尔抬头看一眼屏幕。张瑜和郭凯敏在庐山上面跑，风景好看得很。
“文军，”她忽然开口，手里的针没停，“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看电影吗？”
我想了想：“在哪儿看的？”
“工人文化宫。你买了最后一排的票，因为前排贵五毛钱。”她说着自己笑了，“结果后排全是谈恋爱的小年轻，就你一个人真在看电影。”
我笑了：“那电影叫什么来着？”
“《离开雷锋的日子》。”
“对，那片子把我看哭了，你一直在旁边给我递纸巾。”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亮亮的：“你哭的时候手在抖，我从来没见过男的看电影哭成那样。”
我不记得了。但她记得。她记得这些小事，记得比我还清楚。
“后来你跟我说，”她低下头继续织，“你说你爸走得早，你看见电影里那个主角没了爸爸，你就想起你自己。”
我愣了一下。这件事我确实跟她说过，那是在刚认识没多久的时候，我喝了点酒，把心里话都倒出来了。我以为她早忘了，没想到她记了二十多年。
“你还记着呢。”我说。
“你跟我说过的话，我都记得。”她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你说你小时候你爸在工地干活，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每次回来都给你带糖，水果糖，用油纸包着的。你舍不得吃，装在口袋里能揣好几天。”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那些事我自己都快忘了，她却记得清清楚楚。她把我的过去一件一件收着，像是收着很重要的东西。
那天晚上睡觉前，她先洗了澡，躺在床上看手机。我洗完出来，看见她的手机屏幕上是儿子的朋友圈，发了一张跟同学在长城上的合影，笑得没心没肺的。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按灭了屏幕，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想儿子了？”我躺下来。
“嗯。他昨天发消息说要买电脑，我给他转了八千。”
“够吗？”
“他说够。不够他自己勤工俭学挣。”
我沉默了。儿子比我想象的懂事，每个月生活费花得省，从来不跟别人攀比。有一回我给他转了三千，他又退回来一千，说上个月还剩着。我问老婆，她说儿子像她，会过日子。
“你说儿子像谁？”我侧过身问她。
她想了想：“脾气像你，闷。性子像我，倔。”
“那长相呢？”
“长相随咱俩各一半，但笑起来像我，有虎牙。”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声音轻下去了，“文军，你说……儿子知不知道你以前的事？”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不知道。”我说，“没必要让他知道。”
“嗯。”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我也觉得没必要。”
那之后我们谁也没提过这件事。
冬天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
我爸的老房子要拆迁了，村里通知回去签协议。老婆说跟我一起去，我说不用，我自己去就行。她想了想，说那你路上小心。
我一个人开车回去的。高速上车不多，路两边是光秃秃的田地，偶尔有几棵杨树，叶子全掉光了，枝杈直直地戳着灰蒙蒙的天。我开了三个多小时，下了高速，拐上乡道。乡道两边变了样，以前熟悉的那些田地都不见了，改成了苗木基地和草莓大棚。我凭着记忆往前开，差点没找到进村的路口。
老房子还在。我爸走了快十年了，房子一直空着，邻居帮忙照看着，屋顶换了新瓦，墙面也重新粉过。我推开院门，那棵枣树还在，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干上挂着一截铁皮，是以前我小时候挂的，用来敲着玩。我伸手摸了摸铁皮，上面全是锈，一碰就掉渣。
屋里没什么东西了。几件旧家具，一口老缸，墙上贴着我小学时候得的奖状，纸都发黄发脆了。我站在堂屋里，看着墙上的奖状，想起我爸。他个子不高，走路外八字，说话嗓门很大。每次我从学校拿奖状回来，他就用浆糊把奖状贴在墙上，拍着我的脑袋说“我儿子有出息”。后来我考上中专，他高兴得在村里放了一挂鞭炮。
他走的时候我在外地出差，没赶上。老婆带着儿子回去办的后事。我赶回去的时候，人已经下葬了。老婆说爸走的时候一直喊我的名字，等不到我回来，眼睛都没合上。她伸手给他合了好几次，他才闭了眼。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老房子里坐了很久。天暗下来，屋里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院子里的枣树被风吹得沙沙响，跟小时候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我掏出手机，翻到老婆的号码，想打过去。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打。
第二天签完拆迁协议，我开车往回走。路过镇上的时候，我把车停在路边，走进一家五金店。买了一包螺丝、一把改锥、一卷胶带。老板问我修什么，我说修枣树上的铁皮。老板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我回到老院子，把那截铁皮拆下来，用砂纸打磨干净，重新装上去，拧紧螺丝。又找了块小木板，用马克笔在上面写了“枣树”两个字，挂在树枝上。做完这些，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冬天的风吹过来，冷得刺骨。我裹紧棉袄，走出院门，回头看了一眼。老房子在灰蒙蒙的天下面沉默着，像是跟这个世界没什么话好说。
回城的路上，老婆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路上，快到了。她问吃了没有，我说在服务区吃了碗面。她说那你慢点开，不急。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外面下起了小雪，细细密密的，落在挡风玻璃上化成水珠。雨刷器刮过去，又蒙上来。我坐在车里，看着雪一片一片落下来，忽然想起周敏说过的一句话。
她说她最讨厌冬天，因为天冷的时候理发店没人来，她一个人坐在店里，手脚冰凉。她说她以前在南方打工的时候，冬天也是冷的，那种湿冷，冷到骨头里。后来回了老家开了理发店，装了空调，但还是冷。她说是心里冷，跟外面没关系。
我当时没接她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她大概是在跟我说她自己的事，但我没听进去。我那会儿只顾着自己那点苦，觉得全世界就我最累、最委屈。其实她比我苦，她一个人扛了那么多年，从来不抱怨。
雪越下越大。我把车重新汇入车流，打开收音机。电台里在放一首老歌，周华健的《朋友》。我跟着哼了两句，声音在车厢里回荡，有些沙哑。
回到家已经天黑了。老婆在厨房做饭，听见开门声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她说你身上怎么一股烟味，我说路上有人烧秸秆。她没再问，让我赶紧洗手吃饭。我换了鞋，洗了手，坐到餐桌前。桌上三个菜，一盘红烧肉，一盘清炒油菜，一碗紫菜蛋花汤。她给我盛了饭，自己盛了半碗。
“老家怎么样？”她坐下来问。
“拆了。”
“拆了也好。”她夹了块红烧肉放我碗里，“留着也没用，还得年年回去修。”
我没说话。吃着红烧肉，觉得比平时咸。可能是酱油放多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那个梦。还是玻璃门，还是那间理发店。但这次周敏不在窗边。我站在门外，透过玻璃往里看，里面空空荡荡，椅子不见了，书架不见了，墙上的镜子也不见了。只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空荡荡的地板上，照出一些灰尘的颗粒在空中漂浮。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老婆还在睡，面朝着我，呼吸均匀。她的眉头还是微微皱着，嘴角往下撇着，跟平时睡觉的样子一样。我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轻轻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
日子还在继续。
开春以后，天气暖和起来。老婆在医院升了职，当了护士长，忙了不少。她高兴，但嘴上说累。我说累就别干了，她说不行，都干了大半辈子了，临了还半途而废，丢人。我笑她，她瞪我一眼，自己也笑了。
四月份的时候，我在公司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云南昆明。我盯着屏幕看了好几秒才接起来。那头是个女声，有些年纪了，说话带着云南口音。她问我是不是叫李文军，我说是。她说她姓周，是周敏的妹妹。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
她说周敏住院了，查出来是肝上的毛病，医生说情况不太好。她说周敏不让她打电话，但她觉得应该告诉我一声。我说我马上过去。她说不用，周敏说了，不让你来。我问为什么，她说周敏的原话是“他有家，别给他找麻烦”。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手有些抖。同事进来找我签字，喊了我两声我才听见。我签了字，把他打发走，然后拿起手机给老婆打电话。
她接得很快，问怎么了。我说周敏住院了，在昆明。她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你去吧。我说我想跟你说一声。她说我知道了，你去吧，把地址发给我，我给你订机票。
我愣了一下。她说你不用愣，我知道她在哪儿。她妹妹的理发店在昆明北市区，我查过。
那天下午，我坐上了飞往昆明的航班。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旁边坐着一个出差的年轻人，一直在敲电脑。空姐推着餐车过来问喝什么，我说白水。喝了一口，觉得嘴里发苦。
两个小时后，飞机落地。我打了辆车，按照老婆发给我的地址找过去。那是昆明北市区一个老小区，临街的一楼改了店面，门口挂着“小周理发”的牌子。门半开着，里面亮着灯。
我推门进去。店不大，两把椅子，一面镜子，墙上贴着跟原来那间店一模一样的旧海报。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坐在柜台后面，看见我进来，站了起来。她长得跟周敏有几分像，但圆一些，头发短一些。
“你是文军？”她问。
我点头。
她叹了口气，朝里面努了努嘴：“后面小屋里。刚睡着。”
我穿过店面，推开后面的门。小屋里摆着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墙上挂着几件衣服。周敏躺在床上，盖着一床薄被。她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像枯树枝。她的头发全白了，散在枕头上，像是铺了一层霜。
我站在床边，看着她。她呼吸很浅，胸口微微起伏。床头柜上放着一副老花镜，镜腿还是缠着胶布。旁边放着一本书，是那本《百年孤独》，书页已经翻得发黄起毛了。
她妹妹端了把椅子进来，放在床边。我坐下来，手不知道往哪里放。过了一会儿，我轻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是凉的，但比从前还要瘦，骨头硌着我的掌心。
她动了一下，眼睛慢慢睁开了。她看着我，眼神有些散，过了几秒才聚拢来。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哑得厉害，像是嗓子里面塞了砂纸。
“来看看你。”
她闭了闭眼睛，像是在攒力气。过了好一会儿又睁开：“你老婆知道吗？”
“知道。机票是她订的。”
周敏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轻，嘴角只是微微弯了一下，但我看见了。
“你老婆是个好人。”她说。
“嗯。”
她闭上眼睛，呼吸慢慢平稳下来。我以为她又要睡了，但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
“文军。”
“嗯。”
“我这辈子，没后悔。”
我没说话。握着她的手紧了紧。
她像是又笑了一下，然后就没再说话了。我坐在那里，握着她的手，一直到天黑。她妹妹进来叫我吃饭，我说不饿。她叹了口气，把灯打开，屋子里亮起来。灯光照在周敏脸上，她的眉头是松开的，眼角的纹路很浅，看着比醒着的时候年轻。
那天晚上我在附近找了间旅馆住下。给老婆发了条消息，说到了。她回了句“好，早点休息”。我洗了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周敏躺在床上那副样子，还有她说的那句话。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理发店。周敏醒着，精神比昨天好一些。她妹妹给她喂了粥，我坐在旁边看着。她吃了小半碗，吃不动了，摆摆手让端走。
她看着我，忽然说：“你头发长了。”
我摸了摸头顶，确实长了。
“剪一下吧。”她说，“我还能动。”
她妹妹不同意，说姐你身体不行。但周敏坚持，让她妹妹把床摇起来，拿了把梳子和剪刀过来。她靠在床头，让我坐在床边，把围布铺在我肩膀上。她的手有些抖，拿着剪刀，动作很慢，但一刀一刀剪得很稳。
店里很安静，只有剪刀咔嚓咔嚓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叫。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手上。她的手背上全是针眼，青一块紫一块的。
“剪短点吧。”我说。
“嗯。”她应了一声，继续剪。碎发落在围布上，黑白掺半。她剪一会儿歇一会儿，剪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剪完。她放下剪刀，让她妹妹拿镜子给我看。我说不用看了，肯定好。她笑了，那个笑容比昨天大一些，虎牙露出来了。
她把围布上的碎发收起来，捏了一小撮，用一张纸包着。她看了看，递给我。
“这个你拿着。”
我接过来，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你回去吧。”她说，“别耽误了上班。”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亮的，跟第一次给我剪头发的时候一样。
“周敏。”
“嗯。”
“你保重。”
“知道了。”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闭上眼睛，“你也是。好好过日子。”
我站起来。她妹妹在门口等我，说要送我。我说不用，让她照顾她姐。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周敏闭着眼睛，脸朝着窗户的方向，阳光照着她的脸，她的嘴唇微微动着，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阳光很好。小区里有人在遛狗，有小孩在玩滑板。卖水果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喇叭里循环播放着“香蕉便宜卖，十块钱三斤”。我站在阳光下，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
然后我打了辆车，去了机场。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又看了看窗外。昆明的地面越来越小，最后被云层遮住了。我闭上眼睛，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包碎发。纸包不大，但我觉得它很重。
回到家已经晚上了。老婆开了门，看见我，也没问我怎么样。她接过我的包，说了句“饿了吧，饭在锅里”。我换了鞋，坐到餐桌前。桌上扣着几个碗，掀开一看，还是热的。红烧肉、清炒油菜、紫菜蛋花汤，跟那天我回老家回来吃的一样。
她坐在对面看我吃。我吃了几口，放下筷子看着她。
“她情况怎么样？”她问。
“不太好。”
“嗯。”她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画圈，“你以后还去吗？”
“不去了。”我说，“她妹妹会照顾她。”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碎发，放进床头柜那个旧铁盒里。盒子快满了，盖子有些合不上。我用力按了按，压紧了，才把盖子扣上。我把盒子放在枕头底下，躺下来。
老婆翻了个身，把手搭在我胸口上。她的手掌很暖，隔着睡衣也能感觉到那种温度。我握住她的手，她没抽回去。
“秀芬。”我叫了她的名字。我已经很久没叫过她的名字了，平时都是“哎”或者直接说话。
她嗯了一声，声音迷迷糊糊的，快睡着了。
“谢谢你。”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的手指在我胸口轻轻抠了抠，然后不动了。呼吸慢慢变均匀了。
窗外有月光透进来，照在天花板上，白晃晃的。我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
日子还在继续。
周敏是那年秋天走的。她妹妹给我发了条短信，就几个字：我姐走了，走得很安详。我收到短信的时候正在开会，手机震了一下，我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把它翻过去扣在桌面上。会开完了，我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坐在椅子上。
我没有哭。就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窗外的梧桐树叶子黄了，一片一片往下掉。楼下的保安在扫落叶，扫成一堆，风一吹又散了。
我打开抽屉，那个旧铁盒还在。我打开看了看，里面是满满一盒碎发，黑白掺半，用十几张纸分别包着。最早的那些已经干了，颜色发灰。最新的那些还是黑的，发根带着一点白。我把盒子合上，放回抽屉。
晚上回到家，老婆做了打卤面。我吃了两碗，吃得很饱。她问我怎么了，今天吃这么多。我说饿了。她笑了笑，又给我盛了半碗。我吃完了，帮她洗碗。水龙头哗哗响着，她站在旁边擦碗，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
洗完碗，我坐到沙发上。她端了杯茶放在我面前，然后坐在我旁边，拿起那件没织完的毛衣。她后来把那件给岳父织的深灰色毛衣拆了，重新织了一件米白色的，说是给儿子织的。
电视开着，放的是新闻。我没怎么看，靠在沙发上发呆。她织了一会儿毛衣，忽然开口了。
“文军。”
“嗯。”
“你那个盒子，”她的手没停，针在毛线里穿来穿去，“留着吧。我不介意。”
我转过头看她。她的侧脸对着我，表情很平淡，像是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你不介意？”
“有什么好介意的。”她低头织着，“人都走了。留着就是个念想。你不留着，难道还扔了？”
我没说话。她也没再说话。电视里的新闻播完了，开始放天气预报。明天多云转晴，气温十五到二十二度。她把毛衣翻了个面，继续织。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很久没睡着。老婆已经睡着了，手搭在我胳膊上。我听着她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很安稳。
我想起很多事。想起第一次在理发店见到周敏，她戴着缠胶布的老花镜坐在窗边看书。想起她在雨天的店里给我倒的那杯热水。想起她给我掏耳朵时手指的温度。想起她说“你该回家了”时平静的眼神。想起她最后给我剪头发时手背上那些针眼。
也想起第一次见到老婆，她在医院走廊里穿着白大褂，头发扎成马尾，冲我笑了一下。想起她生儿子那天疼得满头大汗，攥着我的手把我捏出了淤青。想起她一个人带着儿子去医院看病，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但什么都没说。想起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二十三年来几乎没断过。
两个女人。一个陪了我二十年，一个陪了我三年。一个我欠了她一辈子，一个她欠了我一辈子。一个在我身边，一个在天上。
我翻了个身，面朝老婆。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着她的脸。她的眉头微微皱着，嘴角往下撇着。我伸手轻轻按了按她的眉心，她的眉头松开了，过了一会儿又皱起来。
我收回手，闭上眼睛。
日子还在继续。
冬天又来了。梧桐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我每天照常上班、下班、回家。老婆照常做饭、洗衣、织毛衣。儿子偶尔打电话回来，说北京下雪了，说期末考试考完了，说过年不回来了要跟同学去哈尔滨。
老婆在电话里骂他没良心，挂了电话却笑了。她说儿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日子了。我说嗯。她说咱们也该有自己的日子了。我说嗯。
年底的时候，公司组织体检。报告出来，各项指标都还行，就是脂肪肝比去年重了一点。医生让我少喝酒、多运动。老婆把报告看了两遍，第二天就给我买了个计步器，让我每天走够一万步。
我开始每天晚饭后出去走。沿着小区外面的那条河走，走到桥头再折回来，刚好五公里。河两边种了柳树，叶子落光了，枝条垂下来，在路灯下像是老人的胡须。有时候能碰见遛狗的老太太，有时候能碰见跑步的年轻人，有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就我自己，听着脚步声在柏油路面上沙沙响。
走到桥头的时候，我通常会停一会儿。桥头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叶子全黄了，风一吹落一地，像是铺了一层金毯子。我站在树下，看着河水流过去，黑沉沉的，看不见底。站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
有一天晚上，我在桥头站着的时候，后面有人走过来，在我旁边停下来。我转头一看，是老婆。她穿着那件枣红色的羽绒服，脖子上围着围巾，脸冻得红红的。
“你怎么来了？”我问。
“出来走走。”她把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河面，“你每天都走这条路？”
“嗯。”
她没再说话，就站在我旁边。两个人并排站着，看着河水。银杏叶落下来，飘在她肩膀上，她也没去拍。过了一会儿，她伸出手来，碰了碰我的手背。她的手凉凉的，指尖冻得有些发红。我把她的手握住了，揣进自己口袋里。
“走吧。”我说。
“嗯。”
我们转身往回走。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风从背后吹过来，吹得她的围巾飘起来，缠住了我的胳膊。她伸手去扯，扯了两下没扯开，索性就那么缠着走。
“文军。”
“嗯。”
“明年开春，咱们去趟云南吧。”
我脚步顿了一下。
“去昆明看看，”她的声音很轻，“看看她待过的地方。”
我没说话。握着她的手紧了紧。
“行不行？”她问。
“行。”
她笑了，那个笑容在路灯下很淡，但看得清。她把手抽回去，重新插进自己口袋里。我们继续往前走，河面上倒映着两岸的灯火，碎成一片一片的，在水里晃。
日子还在继续。
第二年开春，我们真的去了昆明。
是老婆订的机票，酒店也是她订的，就在北市区，离周敏的理发店不远。到了那天，我们先去了滇池，看了海鸥，又去了翠湖，在湖边走了走。她拿着手机拍了很多照片，说回去给儿子看。
傍晚的时候，她问我，要不要去那个地方看看。我说好。
我们打了辆车，按照我记忆里的地址找过去。那间店面还在，但已经变成了一家快递代收点。卷帘门拉下来一半，里面堆满了纸箱子和包装袋。门口的台阶还是老样子，水泥面磨得光滑发亮。旁边的电线杆还在，上面贴满了各种小广告。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老婆站在我旁边，什么都没说。她的手悄悄伸过来，勾住了我的小指。就一根指头，轻轻的，不紧不松。
风从巷子里吹过来，带着一股洗衣粉的味道。楼上有人家在做饭，油烟味飘下来。远处传来学校放学的铃声，孩子们的声音由远及近，又渐渐散了。
“走吧。”老婆说。
“嗯。”
我们转身走了。她勾着我的小指，没松开。沿着那条巷子走出去，拐上大路。路灯亮着，车流从身边过去，带着一阵一阵的风。她走在前面半步，我走在后面半步。她的手还是勾着我的小指。
走了一会儿，她忽然开口了。
“文军，你说人这辈子，到底图什么？”
我想了想。想自己这大半辈子。从小地方考出来，进了城，娶了妻，生了子，买了房买了车。中间犯过错，伤过人，也被人伤过。爱过，恨过，后悔过，也庆幸过。到头来，好像什么都没图到，又好像什么都图到了。
“不知道。”我说，“可能就图个踏实吧。”
她嗯了一声，没再问。前面是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我们停下来，站在斑马线边上。旁边站着一对年轻情侣，女孩靠在男孩肩膀上，男孩低头玩手机。对面走过来一个老太太，手里拎着菜篮子，走得很慢。一辆公交车从面前过去，车灯晃眼。
绿灯亮了。我们穿过马路，继续往前走。她的小指还勾着我的小指。
日子还在继续。
平平淡淡的，一天接着一天。像河水一样，流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但河水留下的痕迹，会在河床上留着。那些痕迹，就是人这一辈子。
我床头柜里那个旧铁盒还在。盒子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得发亮，盒盖上的图案彻底看不清了。里面是满满一盒碎发，黑白掺半。盒子底下压着一张旧照片，是我跟秀芬年轻时候的样子。她穿着红棉袄，我穿着军绿夹克，站在老家门口的枣树下，笑得傻乎乎的。
那些都是真的。后来的也是真的。
我这一辈子，做过错事，伤过人。爱过两个女人，一个在我身边，一个在天上。我欠她们两个人，这辈子还不清。但她们谁都没有跟我计较。她们一个放我走了，一个等我回来了。
我能做的，就是把日子过下去。好好过，认认真真地过。
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吃秀芬做的煎蛋和粥。骑着电动车去上班，经过那间已经变成水果店的铺面。晚上回来吃饭，洗碗，出去走一万步。周末回岳父家看看，或者去菜市场买菜。过年过节给儿子打个电话，听他讲北京的事。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不快不慢，不高不低，不咸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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