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一部新加坡纪录片让日本右翼坐不住了。亚洲新闻台(CNA)推出的《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在海外平台迅速突破75万次观看。真正让东京紧张的不是又一部“控诉片”——而是它来自东南亚,来自一个曾被日军占领、屠杀数万华人却长期对日“克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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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而言,这部纪录片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把731部队从一个“中日历史问题”,变成了“亚洲共同记忆”。

“我们都被日本人骗了”

新加坡学者林少彬四十多年前赴日留学时,从未想过自己会与731部队产生交集。他在东京神田的旧书店里翻找史料,逐渐发现一个被刻意抹去的细节。

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的助手内藤良一曾向美军提交一份组织关系图,在这份约500页的报告里,研究设施攻击性一栏写着:“东京很少、哈尔滨大、北京无、南京小、广州无、新加坡问号”。

“过去的研究者都漏了这个‘问号’。”林少彬在纪录片中回忆,“内藤良一想掩盖他们在新加坡的活动。”他把这个“问号”打印出来,贴在自己房间最重要的位置,称它是“常年的噩梦”。

这个“问号”指向的是冈字第9420部队——731部队在东南亚的“孪生兄弟”。1942年6月,这支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驻新加坡,总部就设在今天的新加坡卫生部大楼。它的分支遍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

林少彬与王选合著的《冈9420部队,日本南方军细菌战部队》揭示了一条完整的生产线:种植蔬菜喂养老鼠,繁殖跳蚤,让跳蚤感染鼠疫,再装进玻璃炸弹运往战场。日军选择东南亚,是因为研究发现跳蚤在27至30摄氏度、约90%湿度下繁殖效率最高。

日本用“政府开发援助”(ODA)在东南亚建工厂、修基础设施,塑造“战后和平国家”形象。林少彬的结论只有一句话:“我们都被日本人骗了。”

伦敦档案里的英国战俘证词

纪录片最令日本难堪的证据,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战俘证词。

一名代号W. B. Williams的英国战俘,1942年2月在新加坡被俘后,记录了自己和其他战俘被“接种疫苗”的经历:血液样本被抽取,“一根玻璃管插入后部通道”。几天内,大量战俘包括他自己出现剧烈头痛、腹泻、痢疾和腹部症状。类似的程序在三年内于不同营地重复了三次,每次伴随相同的症状。

“如果那不是实验,我不知道还能叫什么。”Williams写道。

林少彬此前从未见过英国国民遭受人体实验的记录,但他说这并不完全意外。1944年6月,17名被关押在新加坡的英国战俘感染了丛林斑疹伤寒——一种当时在新加坡并非地方性流行的疾病,三人死亡。冈9420部队的一份医疗报告记录,军医从野鼠中成功分离出相关病原体,并运回“昭南岛”(日本占领时期对新加坡的称呼)。

“这种疾病并非本地原生,”林少彬说,“是被带进来的。”

美国拿走了8000张病理切片,然后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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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还揭开了一个更深层的共谋结构。

日本投降后,美国派遣多个小组调查731部队。该部队向美方移交了约8000张病理切片。但这些材料从未向公众披露,也没有任何针对部队成员的战争责任诉讼被提起。

美国以赦免细菌战战犯为条件,秘密换取实验数据。这笔冷战交易让石井四郎等人逃脱了东京审判,也为日本国内日后的历史翻案埋下了制度性隐患。

日本政府至今在国会答辩中声称“找不到能够显示731部队活动的公文资料”。日本参议院议员山添拓在国会质询时指出,这种表态是“欺骗”——防卫研究所保存的文件清楚显示731部队成员进行过人体实验,但政府以“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公开。

日本神田外语大学讲师远藤美幸告诉《人民日报》,日本政府从未正式承认731部队、强征“慰安妇”等侵略战争中的严重罪行。长期的回避使日本社会对731部队暴行缺乏实质认知。

新加坡为什么现在站出来

CNA制作这部纪录片,并非“外部势力干涉”。新加坡本身就是受害者。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实施“肃清大屠杀”(Sook Ching),系统性处决数万华人,死亡人数估计在4万至5万之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将这场屠杀置于国家记忆的核心位置。对新加坡人而言,二战不是抽象的历史。

纪录片播出时机也耐人寻味。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连续第14年增长,首次越过这一门槛。加上补充预算,2025财年防卫总支出达到约11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2%。日本正在获取远程打击导弹,发展进攻性反击能力。

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质疑日本战时行为是否应被称为“侵略”,并声称慰安妇并非被军方强迫。

对于东南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从未真正清算战时罪行的国家,是否值得信任其不断扩大的军事力量?

“这只老虎醒来了”

林少彬的警告直接而尖锐。

“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真的就在我自己的眼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只有走过来的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只老虎醒来了,开始下山要吃人了’。”

这部纪录片的意义不在于“新发现”——731部队的罪行早有大量证据。它的意义在于叙事框架的转移:从“中日双边问题”变成了“亚洲共同创伤”。当新加坡——一个与日本有密切经贸关系、并非中国盟友的国家——以英语、从东南亚视角制作并传播这部纪录片,日本右翼长期依赖的“历史问题已被过度政治化”的辩护,开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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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播出后,评论区涌入大量日本右翼网民为罪行辩护。这种反应反而促成了“二次传播”——更多东南亚网友开始讲述祖辈在日占时期的受害经历。

林少彬说,关于731部队的研究“仍有大量空白”,需要更多国家、更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推动更多史料公开。他的判断是清醒的:这部纪录片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广泛国际清算的开始。

对日本而言,最怕的一幕确实发生了:那个被内藤良一用一个“问号”掩盖了八十年的真相,现在被新加坡人翻了出来,摆在全世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