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新疆修公路挖出国宝被哄抢，至今依然有黄金权杖未追回！|公路|古墓|国宝|墓主人|墓葬|文物|黄金权杖

那一年挖掘机的一铲子下去，铲出来的不是土，而是金光。

1997年10月，新疆昭苏县波马一带，一条普通场部公路的改扩建工程，74团的职工谁也没想到，自己正在干的，是一件会被写进考古史的事。

挖掘机轰鸣着在公路南侧的土坡上作业，师傅照着施工线一铲下去，按理说应该是黄土翻涌、尘土飞扬。结果斗齿刚刚咬进土里，只听“哗啦”一声，翻出来的，不是寻常的土块，而是一片扎眼的金黄。

金杯、金罐、金面具、金剑鞘，混着破碎的丝织物、皮靴残片，散成一片，阳光一照，耀得人睁不开眼。

挖机师傅愣住了，旁边的工人也愣住了。有人忍不住脱口而出一句：“这不会是啥大墓吧？”但还没等这句猜测落地，围观的人群已经炸开了锅。

在今天，人们看到这种场面，第一反应大多是“快报警，保护现场”。可那是1997年，偏僻团场，文物保护意识还远不如现在，大家对“文物”这个词的真实分量，并没有那么直观的概念。反应最快的，不是“这要上报”，而是——“这么多金银器，先抢到手再说”。

很短的时间里，刚挖出的那些器物就被哄抢一空。有人往衣服里塞，有人脱下外套当袋子，有人干脆揣进怀里就跑。更有甚者，见挖掘机铲出来的已经没东西了，干脆顺着土坑往下翻，直接冲进墓室遗迹里搜寻。墓葬本身在这种粗暴的折腾下，被彻底破坏，原本完整的葬式、结构、随葬品分布情况，几乎完全被毁。

直到74团领导得到消息，才意识到事情严重。团部立刻要求派出所和相关部门介入调查，设法从群众手里收缴已经流散的金银器和丝织品，同时紧急向伊犁州文物部门报告情况。

但那时的通讯条件和交通方式，还远远不像今天这么便利。

伊犁州文物管理所所长安英新接到通报，已是几天之后。电话那头说不清细节，只能用最朴素的词概括：挖公路挖出来很多金银器，墓葬好像很重要，已经被抢得差不多了。

到底有多重要？没人说得准，只能亲自跑一趟。

从伊宁市到农四师74团，每天只有一趟班车。为了尽快赶到现场，安英新和同事直接买了当晚凌晨三点的车票。那种冬天边缘的夜，冷得厉害，车站灯光昏黄，几个人拎着包，在长途车旁边打着哈欠上车，没什么豪情壮志，只有一种“赶路办事”的朴素紧张感。

这班车一路颠簸，天蒙蒙亮时刚出伊宁，太阳快落山时才摇到昭苏波马。车上坐的大多是团场职工，大家一上车就忍不住聊起这几天的“轰动新闻”。

谁家捡到一只金杯，谁家孩子在土堆里抠出一片金箔，谁见过比碗还大的红宝石，一句句带着兴奋的转述，让安英新在车上，就隐约意识到，这批东西可能远远不只是“几件金器”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普通陪葬品，绝不会在短短几天之内，让一个偏远团场上上下下都议论得这么热烈。从他们的描述里，他听到了一些关键词：金面具、镶宝石、权杖、白瓷盘……每一个词，在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脑子里，都带着一串明亮的问号。

车辆终于在下午四点多抵达昭苏波马。那是典型的新疆高原秋景，天蓝得几乎透明，远处雪山的线条很清，风有点硬，吹得人脸微微发疼。

74团的团长宋体选和政委舒文轩亲自出来迎接，脸上写着一种“既兴奋又犯愁”的复杂表情。兴奋的是团场出了个“了不得”的事，犯愁的是事情已经发展得有点收不住。

在团部临时腾出的会议室里，他们向安英新详细介绍了事情经过：哪一天挖出文物，最早发现的人是谁，抢夺现场有多少人，大致流散到了哪些连队和居民点，派出所已经收回了多少件，还有多少只是听说“有人拿过”，却查不到实物。

这些汇报，并不光鲜，甚至某种意义上算是“事故情况说明”。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坦诚中，一个大墓被破坏的全过程，才慢慢清晰。

随后，文物管理所与当地派出所一起开始办理文物交接。那几天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挨家挨户做工作，劝说群众主动上交，登记造册，每一件都要编号、记录来源、估计出土位置。

有人把自己捡回家的金器从炕头底下翻出来，有人从衣柜后面的暗格里摸出一个金杯，还有人犹犹豫豫、三番五次才拿出来一件小金饰，眼神里满是舍不得。对于普通团场职工来说，这些东西实实在在地闪着金光，不是书本里的文物，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财”。

让他们交出来，说穿了，是要他们放弃一笔可能改变生活的小“横财”。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并不配合。派出所只好反复做思想工作，说明国家政策，说明如果隐匿文物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过程中也有紧张气氛，但整体还是在说服、劝导的轨道里推进。

经过数天的努力，最终收缴回来七十多件金银器与丝织品残片。这是这一座大墓在经历抢掠、破坏之后，能被挽回的最后一部分“遗产”。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也赶到现场，对出土位置进行勘查。

这一带在考古界并不是完全陌生地带。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新疆文物考古所就曾在波马古城旧址附近进行过发掘，清理过二十余座古墓葬，当时就已经确认，这里属于古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节点之一。沿着山脉和河谷，从秦汉一直延续到隋唐、宋元，分布着上千座墓葬。

也就是说，这里原本就应该安静地躺着大量关于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历史信息，只不过大多数都还没被系统发掘，或者已经被时间和人为破坏模糊了痕迹。

当地居民长期在这片区域取土，用于垫圈舍、修房子。几年几十年下来，一块原本起伏平缓的地势，就被挖出了一个深两到三米、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坑谷。新发现的大墓，就在这个坑的西南角，距离当年考古发掘过的一座墓葬，仅仅一米半。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片土地下面密集分布着墓葬群，而这一次工地挖出的，极有可能是其中规格最高、等级最高的一座。

可惜的是，由于最初的抢掘和破坏，这座墓葬的具体形制已经无法复原：是单室还是多室？有没有甬道？墓床怎么摆放？随葬品原本在墓室里的分布、位置关系如何？这些对考古学来说极为关键的“信息”，在短短几天的混乱中被彻底打碎。

考古团队站在坑边，脚下是被挖机搅得凌乱的土层，还有零星没被注意到的小碎片。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失去“整体叙事能力”的墓葬，只能从还留在手上的这些遗物中，尽量还原墓主人的身份和时代。

七十多件收缴回来的文物里，最让人瞩目的，是那一件黄金面具。

这件面具高17厘米、宽16.5厘米，重达245.5克，大小和真人脸几乎完全相符。显然，它不是泛泛而做的“符号脸”，而是根据墓主人真实面部特征打造的。

细看面具，你能隐约看到一张脸的轮廓：方圆形阔面，浓眉，圆目，眼睛不细不长，却有一种往外瞪的威势；八字须从鼻翼下面自然垂下，络腮胡沿着下颌线铺展开来，是典型的男性威严形象，透出一种游牧贵族常见的硬朗和不容置疑。

制作面具的工艺极为复杂。整个面具以鼻梁为中线，左右两半先用锤揲成型——工匠逐点敲击，将平整的金片敲击成符合面部起伏的弧度和轮廓，再抛光后合拢，用焊接和细小铆钉固定。口、鼻、眼、面颊的立体细节，也是通过锤揲一点一点敲出来的。

眉毛部分嵌有金饰与红宝石，当年的群众在抢掘时，很多宝石已经脱落，但从残存结构可以推断，眉弓处原本装饰得相当华丽。眼睛部位用两颗圆形大红宝石作为瞳仁，像两团已经冷却的火焰，微微上翘的八字胡以金片镶嵌多块宝石后铆合而成，只可惜大部分宝石已经不再。

络腮胡须的结构尤为精巧：工匠先用宽约一厘米的长条金饰沿着面颊轮廓焊铆，再在金饰条上依次焊接出39个心形边框，每个边框内嵌一颗红宝石。心形外缘一周，密密点缀着细小金珠，使得整片胡须既有轮廓，又有光影层次。面具以鼻准为中线，右边台嵌20颗宝石，左边19颗，心尖全部朝下，形成一种极具秩序感的华丽图案。

在当时这个区域，这样的面具制作水平，几乎已经动用了当地社会所能掌握的全部金银器制作技艺：镶嵌、锤揲、焊接、抛光，全都用到了。工匠的耐心和技术，凝缩在一个小小的“脸”里，成为跨越千年的注视。

考古人员之后通过对墓中其他金器的分析，对墓主人生前的装束有了更大胆的推测——他的遗体几乎被黄金覆盖：面上罩着金面具，手臂裹着金箔，手指戴着金指套，甚至指套上还有专门为指甲预留的区域。走的那一刻，他被整个部落用金光送行。

这意味着他的身份，绝不只是普通贵族，而很可能是部落领袖级别人物——在一个仍然以游牧为主的社会里，他手中握着实实在在的权力，管理着草原上的人和马、迁徙和战争。

从时代上看，通过对随葬物的风格、材质、工艺进行比对，结合墓葬群整体情况，专家基本判断这座墓的时代为公元6至7世纪，也就是隋唐之交前后。这是一个中原王朝更替繁忙、草原势力此起彼伏的关键时期，有鲜卑、有突厥，也有其他游牧部落的兴衰，波马这片土地上的墓葬，很可能就属于这一连串剧烈历史变动的一部分。

考古人员在清理过程中，还发现了少量铠甲残片、铁制箭头、皮靴残片，以及多种丝织品碎块。这些东西在抢掘过程中大多被轻视——看起来不亮，不闪，不像“值钱的金子”，很多被扔得满坑都是。可在考古眼里，这些往往比金银器更重要：铠甲可以反映当时的军事防护水平，箭头形制能说明兵器特点，丝织物的纹样、织法则直指当时的手工业技术、审美趣味和贸易关系。

遗憾的是，在群众已经大规模翻找过的情况下，能保留下来的这些“信息载体”，数量远远不够。真正完整的衣物、甲胄、马具，如果当初能保持原位，对于复原墓主人生前社会形象，会有更大的帮助。

更让人惋惜的，是两件至今仍下落不明的重要文物——一根被多方证实曾经出土的镶嵌宝石黄金权杖，以及一个直径二十多厘米的白瓷盘。

在随后的调查中，多位群众都提到过黄金权杖的存在：有人看到别人从墓坑里举起来过，有人记得权杖上密密镶着宝石，甚至有人模糊记得它大致的长度，可真正问到“现在在哪儿？”却没有一个确定答案。

有人说被外地来的生意人高价买走了，有人说被藏到了谁谁谁家屋后的地窖里，还有人干脆说“早就不见了”。信息太碎、太乱，任何线索都像风中的尘埃，抓不住。

对于考古和历史研究来说，这根权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很多传统文化中，黄金权杖都是权力的象征，与王位、族长身份乃至宗教领袖角色紧密相连。如果这件黄金权杖能够完整出土，并保存下来，就有可能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少数民族部落的权力结构、仪礼制度、象征体系，提供极其珍贵的实物证据。

白瓷盘也是如此。直径二十多厘米的白瓷盘，在公元6至7世纪的背景下，很可能是长距离贸易的产物——要么来自中原窑口，要么来自更南方的瓷都。它的出现，说明墓主人所处的部落并非封闭在草原一隅，而是已经参与到更广泛的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网络中。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口述中，确认它曾经出现过，却触不到它本来的光洁。

这些遗憾，是这次发现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背负的。没人知道挖掘机这一铲子会铲到什么，也没人提前在土坡上插上一块牌子写着“此处有墓，勿动”。等到金光呼啦啦冒出来，大部分人本能地做出的选择，是伸手抓一把进兜里，而不是拨电话叫专家。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批波马古墓出土文物，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复杂的混合情绪：惊艳，震撼，和难以避免的心痛。

后来的工作，是考古、文物、公安多个部门一同努力的结果。收缴回来的七十多件文物被集中运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经过系统清理、修复、登记、研究，逐渐拼出了一个大致的历史拼图：

在公元6至7世纪间，伊犁波马一带存在着一支拥有相当财富和权力的游牧部落。这支部落的上层贵族，身穿丝织衣物，使用精致金银器皿，佩戴镶宝石饰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军事武备，同时又能通过贸易或朝贡关系，获得中原乃至更远地区的高级器物——比如可能的白瓷盘。

墓主人作为其中的领袖，死后被安葬在波马古城旧址附近，以黄金面具覆盖容颜，以黄金指套包裹手指，以众多金器围绕棺椁。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整个部落对死亡、权力、荣誉的共同理解。本来，他的墓葬应当静静在地下躺完它的全部岁月，直到某一次有计划、有准备的考古发掘，完整揭开它的面纱。

但现实选择了另一种打开方式——挖掘机的斗齿，群众的惊叫，短暂的金光乱舞，和紧随其后的仓促抢救。

如今，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波马古墓出土文物有一个专门的常设展览，名字很直接，也很有画面感——《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那一件金面具，就静静地立在展柜里，玻璃之外，是人来人往的游客，玻璃之内，是一个已经不在的时代的脸。

你站在面具前，隔着厚厚玻璃看那双嵌着红宝石的眼睛，很容易会生出一种错觉：他是不是也在打量你？千年前，他的部落可能在这片草场上纵马奔腾，从这里出发，去到更远的地方侵袭或贸易；千年后，你从一座现代城市坐车出发，经高速、经航班，来到博物馆里看他。

展柜里的说明牌会告诉你，这件面具的尺寸、重量、工艺细节，会说明墓葬年代、墓主人推测身份，会提到出土地点在农四师74团昭苏波马一带。但牌子不会告诉你的是，这件面具曾在一个混乱的午后，被裹挟着尘土和碎石，一起从土堆里翻出来；不会写上那句“黄金权杖依然下落不明”，也不会详细记录，当年有多少人曾愣在坑边大喊大叫。

这些故事，留在了博物馆外面的世界里，留在了当事人的回忆和零星的新闻报道中。你若愿意去翻，会看到那座被挖得坑坑洼洼的土坡照片，会看到几行不起眼的文字：“因群众哄抢，墓葬结构严重破坏。”

事情过去了二十多年，波马的草依然在春天发芽，74团的公路早已修好，车辆每天驶过当年的发掘地段。路面看起来和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只有在地图和档案里，这片区域被画了圈，被写下了名字：波马古城旧址，古墓群。

从自媒体作者的角度回望这件事，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黄金宝藏”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这个社会对文物、对历史态度的变化。

当年，群众看到金银器的第一反应是“抢”。今天，如果挖掘机在某处挖出一件看起来不像普通东西的器物，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报警、拍照、发给当地文旅部门或者直接在网上求助：“这是不是文物？该怎么办？”这不是因为我们突然变得高尚，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宣传、教育、一次次案例的反复提醒，让人们慢慢意识到：文物不是谁先看到就归谁，文物属于整个社会，属于更长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