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满月那天夜里，我在厢房喂奶，听见院里李成和阿勇说话。阿勇把声音压得低，可一个字一个字都往我耳朵里钻：过了满月就该动身了，拖久了夜长梦多；人走了，孩子归李家，钱她一分也带不走，横竖不亏。
李成半天没吭声，末了说，让她自己给个准信。阿勇说，三天，三天里得有个话。
我抱着孩子坐在黑地里，没敢点灯。到那晚我才算听明白，村里人嘴里说的“走掉不回来”，指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没过一刻钟，婆婆推门进来，说证件她替我收着，堂屋里东西多，放娘这儿稳当。
我把护照从枕头底下摸出来递给她，那时没觉得怎么样。她把铁盒的钥匙系回腰上，摸了摸孩子的脸，说了句睡吧。我应了一声，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
去年我娘在越南家里欠了债，折成人民币两万多，阿勇到乡里来，说带我去中国做工，一个月挣的比家里一年还多。我跟着他坐了两天车，进了这个村才知道，这叫娶媳妇。
李成家掏了八万八的彩礼，加上给阿勇的钱、办酒、来回的路费，一共十六万，一半是借的，借条按了手印。孩子生下来七斤二两，是个男孩，婆婆在产房外头放了一挂鞭炮。
头一个月我只按原先的打算过：挣几年，把钱寄回去，债清了就回越南看娘。
满月夜之前，我从没把“走”当成要人点头的事。可那晚之后我明白了，我的走，早被他们写进账本：什么时候走、走的时候留下什么、他们亏不亏，都算好了，就差我点头。阿勇给的是三天。第三天一早，我抱着孩子去堂屋，把话摆到桌面上。
我说，把证件还我。我说我可以留下，下地、做饭、带孩子都行，工钱我不要，按月折成钱寄给我娘还债。李成蹲在门槛上抽了半根烟，说，留可以，留到孩子周岁；彩礼的债你得先还一半，八万八你还四万四；电话少打，你娘那边阿勇自会安排。婆婆在旁边接话：孩子姓李，留下；你走不走，随你。
我说，你们买的是彩礼，不是我。证件一天不在我手里，我一天走不了正路。李成把烟头摁在鞋底上，说，正路歪路，你走一回试试。
这话不像狠话，更像一句拨算盘的口诀。我没再争。那天夜里堂屋的灯亮到后半夜，婆婆是怕我跑。其实我在等天亮，天一亮就搭头班车去镇上找阿梅。
阿梅也是这样嫁过来的，比我早三年。头回见面是我孕期赶集，婆婆带我去镇上扯布，我听见米粉店后厨有人说越南话，进去一看，一个系围裙的女人正在包春卷。
她问我叫什么，我说阿香。这回进店，她看见我怀里瘦了一圈的孩子，先把一碗米粉推过来，说，先吃。她给我安排洗碗、包春卷，一天九十，当天结钱，店后头有个小间，搭张床能睡人。
在店里第五天，歇晌的空当，我借店里的电话打给我娘。债主已经上门两回，把院门的木板卸走了一扇。我娘在电话里哭，说阿勇又去了，讲只要我在这边“办得漂亮”，回头再走一户，家里能再得一笔钱，两万多的债一下就能清。
我捏着话筒半天没出声。娘，那是我的孩子。我说，钱我想办法，你别听阿勇的。挂了电话，下午那摞春卷皮，我包坏了好几张。
第六天一早，李成找来了，一头汗，大概是掐着班车一路问过来的。他站在店门口，看见我怀里的孩子，说，跟我回去，孩子离不了娘。
我说，回去可以，证件先放我手里。他说，你拿了证件扭头就走呢？我说，那你把我拴在村里，我跟被人看管着差多少？两人声音越说越高，孩子在襁褓里哭出声来。我伸手一摸，额头烫手。
阿梅把孩子裹紧，让我们搭她家送货的机动三轮去卫生院。挂号、查血，三百多，我用头天阿梅预支的一千块付的；拿药四百多，李成抢着付了。
大夫说烧到三十八度二，先挂着补液，开三天药，交代一有变化就去县里。走廊的塑料椅上，孩子睡熟了。李成盯着那截小管子看了很久，忽然说，我爹前天在酒桌上跟人吵起来了，人家笑他，八万八娶的媳妇，满月就往镇上跑，早晚的事。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
我说，你今天来，不是来问我走不走的。他愣了一下。我说，我要是按阿勇的剧本走，这会儿人已经在路上了，不会坐在这儿陪你看孩子。
我把话说明白：我走了，孩子不是我不要；我留下，也不是你买下。你把这两句记住，往后咱们就还能说话。李成没接话，伸手把滑下去的管子扶正，给孩子垫了垫背。回村的路上他没提四万四，也没提证件，只说了一句，孩子夜里蹬被子。
又过了几天，我在镇口等班车，阿勇从修车铺里出来拦住我，看来早就打听好了。他说我不按计划走，坏了他的名声，他要另作安排；又提醒我，证件不在你手里，孩子你也带不出村。
我说，阿勇，我不走你们的道了。又说，当初你跟我娘讲好给三万，到账多少，你今天当面说清。他的脸一下垮了，说你听谁胡说，都是一样的数。说完跨上车走了。
当晚我给我娘打电话对数。我娘翻出一个小本，一笔一笔念：到账一万二；另有一张按过她指印的单子，上面的中国字她不认得。
我在这头算：李成家掏了八万八的彩礼，钱从四面八方进来，又从四面八方漏出去，落到我娘手里的，连彩礼的两成都不到。债还在，人是我的。第二天我把阿梅结的工钱数了两遍，决定回村，把话说到底。
我回村那天，正赶上李成的堂叔上门。堂叔借过五万给李成娶亲，听说媳妇要跑，坐在门口抽烟不走了。李成把人送走，回屋把铁盒端到桌上，打开，护照、结婚证，还有他家那几张按了手印的借条，一样一样码出来。
他说，证件你拿走；彩礼的债我自己还，堂叔那边我慢慢磨；孩子你想看就看；你哪天要走，跟我说一声，不用偷。
我没说谢，也没说我不走。我把护照和结婚证收进自己包里，跟他讲三条。一，证件我自己保管，走到哪带到哪。二，我娘那边的债是我的债，我每月寄五百，你不用管，也问不着。
三，我在镇上做工，早去晚回，白天搭把手的是婆婆，夜里孩子归我，带到周岁；周岁以后我是走是留，我自己定，谁也不许先替我定。
前两条李成答应得快。第三条，他坐在那儿，烟点了两回都没抽，天黑透了才说，行，周岁以后，你自己定。
婆婆在门外听完了，进来说，铁盒里还有户口本和存折，你别动就行。打那以后她没再提锁证件的事，只是每回我从镇上回来，都把孩子浑身上下摸一遍，摸完往我碗里夹一筷子肉。
她说不上喜欢我，我也说不上喜欢她，可孩子夜里谁起来冲奶粉，我们不再争了。
阿梅在店里跟我说，阿勇又来坐过一回，问她这儿有没有“想出去的姑娘”，她抄起笤帚把他撵到街上，当着一街的人说他吃两头。
李成把阿勇的电话拉黑了，村里再有人打听他的路子，他就把堂叔坐在门口抽烟的样儿讲给人家听。这一年里，阿勇的下一单，在这个镇上没走成。
现在孩子快满周岁了，会扶着床栏挪步，牙牙地喊人。我娘的债还剩不到一半，汇款的单子我都收在一个塑料袋里。李成把堂叔那笔钱按月还着，小本上记了还掉多少；奶粉尿布他买，从不问我工钱。
护照在我包里，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周岁那天，我大概会带孩子回越南看一趟我娘，住多久、回来不回来，到时候我自己定。满月那晚院里算的那笔账，到头来一笔也没照他们算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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