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特殊时期，龚澎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她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坐在会场角落。周恩来环顾四周，语气严厉地说：“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到前头来坐下，怕什么？”

会场一时安静下来。龚澎抬起头，眼眶微微发红。她走到前排坐下，神情仍然克制。对她而言，这不只是一句提醒，更是共事多年后，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给予的明确保护。

两人的交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便已开始。1940年，龚澎奉调到重庆，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当时她二十六岁，主要负责外事联络、新闻沟通和翻译等事务，对外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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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工作并不轻松。周恩来的办公时间常常从深夜开始，龚澎起初难以适应。有一次她深夜汇报时显出疲惫，周恩来打趣道：“年轻人怎么还没我有精神？”这句话看似轻松，背后却是对工作作风的要求。

龚澎很快调整了节奏。夜深人静时，她整理材料、准备谈话提纲，第二天再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国记者和各界人士。她英语流利，反应敏捷，既能准确传达立场，也能把握交往分寸。

那时，外界对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十分有限，重庆又处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龚澎所做的，并不是简单翻译几句话，而是通过一次次谈话，让外国记者和来访人士听到较为完整的中国共产党主张。

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后来回忆，龚澎给人的印象，一是提供的消息可靠，二是真诚坦率。她从不刻意掩饰自己的信仰，却也不靠空洞口号应付交往。专业能力和人格分量，在她身上结合得很紧。

周恩来对她的信任，也是在这些细节中建立起来的。龚澎不仅是外事秘书，还是南方局对外工作的骨干。毛泽东1945年到重庆谈判期间，她参与了相关外事活动的联络与翻译，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

龚澎的个人经历，同样有着战争年代的沉重印记。1940年，她与八路军总部干部刘文华结婚不久，便奉命前往重庆。夫妻分隔两地，只能依靠书信联系。

1942年，刘文华在前线因急性阑尾炎延误救治去世。龚澎得知消息时，丈夫已经离世两个多月。那一年，她的父亲龚镇洲也病故。接连失去亲人，对一个年轻人而言，打击可想而知。

周恩来把刘文华临终前口述的遗言交给她，又请邓颖超从旁安慰。龚澎没有因此离开工作岗位，而是重新投入外事事务。她后来与乔冠华相识相知，1943年11月，两人在重庆结为夫妻。

关于这桩婚事，周恩来还曾主动催促。一次谈完工作，他笑着问二人：“你们准备拖到什么时候？”乔冠华一时无话，龚澎也露出羞涩神情。周恩来接着说：“我这里禁烟不禁婚，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新中国成立后，龚澎继续在外交部门工作。她参与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初创，担任重要部门负责人，出席多项外事活动。她的优势不只在于语言，更在于能够迅速理解问题，准确判断场合，并把复杂立场表达得清楚有力。

然而，长期高强度工作和多年积累的身心压力，逐渐影响了她的健康。1970年，龚澎在家中意外跌倒，病情加重。周恩来得知后赶到医院，详细询问治疗情况，并要求医务人员尽最大努力救治。

遗憾的是，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病逝世，年仅五十六岁。她留下的，不只是几段外交场合中的影像，更是一套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形成的工作经验：以事实沟通，以分寸应对，以人格赢得信任。

龚澎去世后，周恩来送去花圈。谈及这位长期并肩工作的女同事，他曾说：“龚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帜。”这句话，落在一位老战友身上，也落在了新中国外交事业起步时那段并不平坦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