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7日，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射击馆内，中国选手陶璐娜站在女子十米气手枪靶位前。比赛尚未正式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她却先做了一件让裁判皱眉的事：把面前的监视器调得很暗。
这不是设备故障，也不是临时起意。射击比赛中，运动员往往能够从屏幕上看到自己的环数。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掌握形势的依据；对陶璐娜而言，却可能成为干扰。教练许海峰的想法很直接，既然看见成绩容易产生波动，不如少看，甚至不看。
问题出在“暗”的程度上。陶璐娜离开靶位去洗手间后，仲裁人员发现屏幕暗到难以辨认，便将亮度调了回来。她回来一看，以为是自己设置被改变，于是又把屏幕调暗。仲裁人员误以为她是在故意对抗，当场出示黄牌。
许海峰后来解释：“规则允许调暗，但不能暗到影响仲裁判断。”陶璐娜面对警告时没有争辩，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裁判要求。她很清楚，真正的比赛还没有开始，任何情绪起伏都可能让此前的准备功亏一篑。
有意思的是，这张黄牌反倒成了她心理状态的一次检验。若放在几年前，类似插曲很可能让她反复琢磨；此时的陶璐娜却把注意力重新收回到动作本身。她给自己的提醒只有一句：“只管这一枪。”
射击最难的地方，不在于扣动扳机，而在于每一枪都必须像独立事件一样处理。上一枪打出十环，不能因此急着复制；上一枪出现失误，也不能让懊恼带进下一枪。陶璐娜在资格赛中打到第三组第九发时，枪刚进入瞄准区便提前响了，结果只有八环。
许海峰立即把她叫下靶位。这个意外并不小，倘若继续失控，七环、六环都有可能出现。陶璐娜却没有纠缠原因，重新回到位置后，仍按原来的节奏举枪、瞄准、压扳机。资格赛结束，她打出390环，追平奥运会纪录。
这种稳定并非天生。1998年底曼谷亚运会资格赛，陶璐娜曾在最后阶段陷入慌乱。她过度关注环数，前面耗费了太多时间，最后五发只剩五分钟，整个人开始发抖。为了保住团体成绩，她硬着头皮打完，却只得到376环。
回国后，许海峰没有安慰她，而是指出她“想得太多，胆量却不够”。话很重，却击中了要害。陶璐娜后来选择进行高台蹦极，试图亲身感受那种突然失重、无法退回的恐惧。她想弄明白，人在极度紧张时，能不能仍然完成事先决定的动作。
这次经历没有让她变得鲁莽，反而使她认识到，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时仍能执行。此后，她把训练重点从单纯追求环数，转向控制节奏、呼吸和注意力。许海峰看中的，也正是她在挫败后重新调整的能力。
陶璐娜1995年2月进入国家集训队，原本希望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却在当年年底的选拔中落选。她回到上海队后没有停下训练。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许海峰将她重新调回国家队重点培养。1997年世界杯总决赛，她获得女子运动手枪冠军，逐渐证明了教练当初的判断。
到了悉尼，资格赛成绩还要带入决赛。陶璐娜刻意不去听其他人的环数，裁判每公布一次成绩，她便把注意力放在下一发的动作上。那片赛场仿佛被缩小了，外界的排名、对手的表现，都不再进入她的思绪。
决赛中，她并不知道自己领先多少，也不知道身后选手是否逼近。十发结束，陶璐娜领先第二名1.7环。她还向场外打手势询问结果，得到确认后才知道，自己拿到了冠军。
这枚金牌是中国代表团在悉尼奥运会上的首金，也让许海峰与陶璐娜之间的师徒关系有了清晰注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成为中国第一位奥运冠军时，陶璐娜还是十岁的孩子。十六年后，他在场边看着弟子用一枪一枪的沉着，接过了这份特殊的接力。
冠军之后，陶璐娜仍要面对雅典奥运会选拔。她曾形容射击比赛像“煎熬”，因为每次举枪都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成绩起伏时，她也会逛街、散心，尝试让生活不只剩靶纸与环数。对她来说，真正难以完成的并非赢下一场比赛，而是在长期压力中保住对这项运动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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