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莉于1870年出生在直布罗陀，这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英国殖民地塑造了她生命的底色。
她的父亲布赖恩·库珀·特威迪是一位爱尔兰军官，而她的母亲卢妮塔·拉雷多则是一位具有西班牙血统的直布罗陀犹太人，一位"犹太姑娘"。
然而，母亲在她童年时期的缺席——无论是去世还是离去——给摩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坦言自己从未享受过母亲的抚育与庇护，只能从父亲那里听说自己继承了母亲的眼睛和身材。这种母爱的匮乏或许解释了她后来对情感联结的极度渴望。
在直布罗陀度过的少女时代是摩莉记忆中最为明亮的篇章。她将自己比作"山上的花"，像安达卢西亚女孩一样把玫瑰插在发间，记忆中充满了地中海的阳光、斗牛士的服饰与那个殖民地特有的多元文化气息。
正是在那里，她经历了初次的情感萌动——与一位名叫马尔维的中尉的邂逅，他后来给她写来情书，成为她记忆深处"第一个吻我的人"。
这段直布罗陀岁月不仅赋予了她混合的文化身份（爱尔兰、西班牙、犹太），也培养了她热情奔放、不受拘束的性格，与后来都柏林阴郁压抑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1888年，十八岁的摩莉随父亲移居都柏林，在那里她遇到了利奥波德·布卢姆——一个比她大四岁的匈牙利裔爱尔兰犹太人。
关于他们的初遇，小说中存在着不同叙述：有时是在都柏林的街道上，有时则是在豪斯山的山坡上，一只老爱尔兰山羊意外打断了他们的幽会。
无论如何，这段求爱过程充满了利奥波德的笨拙与虔诚——他会在雨中跪下，用"O Maria Santisima"这样的天主教祷词向她表白，而她则需要费尽周折才能从他口中撬出"我爱你"这几个字。
1888年10月8日，他们结为夫妻，当时她十八岁，他二十二岁。
婚后的生活在最初的几年里似乎充满了希望。他们的女儿米莉·布卢姆于1889年6月15日出生，而儿子茹迪·布卢姆则在1894年来到人世，却在仅仅十一天后夭折。
这个悲剧成为布卢姆家庭的分水岭。茹迪的死不仅带走了摩莉作为母亲的完整体验，也在夫妻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自那以后，利奥波德拒绝在性交时射精，使得摩莉既无法再孕，也无法在婚姻中获得完全的性满足。
这种情感与身体的双重疏离，将摩莉推向了一种孤独的境地。她冷冷地评价道："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么冷淡，从不拥抱我，难怪我还没变成干瘪的老太婆真是奇迹"。
作为职业歌手的摩莉在都柏林社交圈中保持着一定的知名度，被称为"都柏林最受欢迎的女歌手"（Dublin's prime favourite）。她的女高音在耶稣会教堂演唱《圣母悼歌》（Stabat Mater）时曾获得巨大成功——这首关于圣母哀悼亡子的 hymn 对她而言无疑具有残酷的私人意义。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她的歌唱事业逐渐衰落，只能依靠像布莱泽斯·鲍伊岚这样的演出经纪人来安排巡回演出。鲍伊岚作为她的演出经理人，长期以来一直为她安排贝尔法斯特、利物浦等地的巡回演唱。在这种职业交往中，两人之间的暧昧情愫逐渐滋生。
1904年6月16日——这个后来被乔伊斯纪念为"布鲁姆日"的日子——是摩莉与鲍伊岚肉体关系的正式开始。这一天下午四点，鲍伊岚如约来到埃克尔斯街7号的布卢姆家中，带着水果和点心，在利奥波德特意避开、在外游荡之际，与摩莉发生了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突如其来的冲动，而是经过长期酝酿、精心安排的结果：鲍伊岚的策划、摩莉的默许、甚至利奥波德那种病态的纵容，共同促成了这一时刻的到来。
摩莉后来回忆这次幽会时，既提到鲍伊岚"惊人的大家伙"和运动员般的性能力，也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粗俗与缺乏教养。这种矛盾的评价揭示了她对这段关系的复杂心态——它既是对利奥波德长期冷漠的报复，也是对她自身生命力的确认，但同时又伴随着对鲍伊岚这个人本身的某种鄙夷。
摩莉的婚外情历史远比鲍伊岚丰富。在第十八章的漫长独白中，她陆续回忆起一系列情人：男高音巴特尔·达西、农夫马吉特·奥赖利、甚至一位意大利手风琴师。这些关系大多短暂而功利，既是对利奥波德情感缺席的补偿，也是对她自身魅力的验证。
然而，与鲍伊岚的关系有所不同——它发生在布卢姆家的床上，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床架声响，这种明目张胆的背叛既是对丈夫的羞辱，也是对他长期冷漠的控诉。她计划向利奥波德坦白这段关系，甚至想"给他看我们做那事的具体地点"，这种挑衅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情感逻辑。
作为母亲的摩莉呈现出矛盾的面貌。她对十五岁的女儿米莉保持着遥远的关爱，通过信件维持联系，却在利奥波德决定送米莉去穆林加尔学习摄影时嗅到了阴谋的气息——她怀疑丈夫已经察觉她与鲍伊岚的关系，因此故意将女儿支开。
对于死去的茹迪，她的哀悼更加隐秘而持久：她记得为他编织的白色羊毛背心，记得《圣母悼歌》演唱时内心的悲痛，这种丧子之痛与利奥波德的公开伤感形成对照，她选择将其深埋于意识的底层。
在都柏林的社会网络中，摩莉是一个被议论、被渴望却又被边缘化的存在。
男人们——从西蒙·迪达勒斯到约翰·亨利·门顿——记得她年轻时的美貌与风情，质疑她为何选择嫁给"配不上她"的利奥波德。女人们则对她的放荡嗤之以鼻，却又暗地里羡慕她的自由。
摩莉对此心知肚明，她嘲讽那些"连一个像样的丈夫都没有"的都柏林女人，同时也为利奥波德辩护，指出他至少懂得照顾家庭、不把钱浪费在酒馆里。这种辩护揭示了她对丈夫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她称他为"波尔迪，犟脾气"，嘲笑他的"煮过的眼睛"和怪癖，却又坚持"他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容忍他的女人"。
摩莉的爱情观最终凝聚在第十八章结尾那段著名的豪斯山回忆中。
当利奥波德向她求婚时，她从自己口中取出一块 seedcake 喂给他，这个充满感官意味的仪式成为她婚姻记忆的锚点。在这一刻，"yes"这个词重复了十三次，既是对利奥波德的接纳，也是对生命本身的肯定。
这种肯定超越了简单的忠诚或背叛范畴——它承认欲望的混乱、婚姻的缺陷、以及时间带来的衰老与失落，却依然选择肯定。
摩莉拒绝成为神话中忠贞的珀涅罗珀，她选择成为她自己：一个有着西班牙-犹太-爱尔兰血统的直布罗陀女儿，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被丈夫忽视却在别处寻找慰藉的妻子，一个在半梦半醒间用意识流编织自己生命叙事的复杂女性。
在1904年6月17日凌晨的黑暗中，当利奥波德终于上床并在她臀部印下一个吻时，摩莉的独白逐渐沉入记忆的深处。她计划明天早上为他端上早餐，配上两个鸡蛋——这个平凡的承诺既是对日常秩序的回归，也是对她与利奥波德之间那种"同谋式"婚姻的重新确认。
在这个由无标点长句构成的意识流篇章中，乔伊斯赋予了她整部小说中最真实、最不受约束的声音，让这个被众人谈论、被丈夫想象、被情人渴望的女人最终得以用自己的语言定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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