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鲁中山区一处院落外，雨声压住了脚步声。几名锄奸队员伏在暗处，等着院内那条恶犬被引开。他们要除掉的，不是普通汉奸，而是曾经穿过八路军军装、熟悉部队内情的孙黎。
罗舜初曾评价此人：“若除掉孙黎，等于消灭一个大队。”这句话并非夸张。孙黎知道八路军的行动方式，也熟悉地方干部、交通线和群众关系。一旦这些信息落入日伪特务机关手中，造成的损失，远超过一个人的危害。
孙黎1914年出生于山东博山北邢村，家境相对宽裕，少年时期接受过较完整的教育。1936年，他考入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并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抗日武装，凭借文化基础，很快得到组织重视。
1938年，孙黎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对当时许多青年而言，这既是政治上的锻炼，也是改造思想、磨炼意志的过程。毕业后，他担任部队中的指导员，承担教育部队、联系群众和稳定军心等工作。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文化程度高，并不等于信仰坚定；得到组织培养，也不代表能够经受所有考验。游击区物资匮乏，战斗频繁，生活条件艰苦。孙黎逐渐对这种生活产生不满，个人享受和所谓“前程”，开始压过了早年的理想。
1942年夏天，孙黎回乡探亲。一次家庭聚会，使他心里的失衡彻底暴露出来。已经投靠日伪的叔叔孙志书，穿着讲究，出手阔绰；孙黎带回的礼物却十分寒酸。两相比较，他感到难堪，也第一次认真打量起叔叔所走的那条路。
孙志书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不断向侄子炫耀所谓的富贵生活，还暗示投靠日军便能得到地位和金钱。孙黎起初没有答应，但诱惑一旦与不满结合，人的防线就会出现裂缝。
此时，部队里出现的女卫生员田甜，也成为另一个危险因素。按照有关材料的叙述，田甜并非普通人员，而是被日方安排接近抗日队伍的眼线。她利用孙黎的感情和虚荣，反复劝说他离开部队。
“跟着他们，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田甜曾这样劝说。孙黎没有立即回答，可他的沉默已经说明，动摇并非一日形成。
叛变前，孙黎曾试图诱使部下离队投敌，但没有成功。后来，在田甜等人的配合下，他制造机会，使七十九名战士落入日军之手，自己则转向敌方。这一变化，直接暴露出他的熟悉程度，也让鲁中军区意识到，普通的防范已经不够。
投敌后，孙黎被日伪特务机关重用，担任所谓调查机构在博山的负责人，并被送往济南接受特务训练。他提供的并不只是零散消息，而是有关人员、交通、驻地和地方关系的系统情报。凭借这些内容，日伪军多次搜捕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青年。
更恶劣的是，他常亲自带队下乡，凭借对乡里的熟悉寻找目标。许多群众原本以为他只是一个变节者，后来才发现，他已经成为日军控制地方的一把刀。熟人关系在他手里变成了名单，乡村道路变成了抓捕路线。
博山百姓对孙黎的痛恨逐渐加深。有人骂他忘本，也有人暗中传递消息，帮助抗日力量摸清他的行踪。日伪方面虽然给了他职位，却始终提防这个已经背叛过一次的人；抗日军民则把他视为必须清除的危险人物。
1943年11月，鲁中军区开始将除掉孙黎列为重要任务。锄奸人员曾设法安排他的旧相识接近，准备从内部寻找突破口，但孙黎长期从事侦缉工作，警惕性很高，几次行动都没有成功。
刺杀不能只靠勇气。孙黎身边有保镖，居所附近还有日伪耳目，他本人又熟悉抗日队伍的办事方式。行动人员必须反复核实消息，判断他是否在家，还要考虑撤离路线。一旦暴露，牺牲的就不只是一名队员。
1944年春，机会终于出现。孙黎因意外受伤，行动范围受到限制，警戒也出现松动。锄奸小组据此重新侦察院落地形，摸清看门犬、岗哨和房屋位置，决定趁雨夜出动。有人提出：“这一回，不能再让他跑掉。”
夜色中，队员分路进入院内，先设法压制恶犬，再避开熟睡的警戒人员。孙黎正在屋内，完全没有察觉危险逼近。枪声响起后，行动很快结束。这个长期向日伪提供情报、参与迫害抗日军民的叛徒，终于被清除。
田甜也在这次行动中被击毙。关于行动细节，不同材料的叙述存在差异，但孙黎因叛变投敌、参与日伪特务活动，最终成为鲁中军区重点锄奸对象，这一事实在相关记载中十分明确。罗舜初那句“消灭一个大队”，说的正是敌人情报网络中一个关键节点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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