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9日，北京，程潜因病去世，终年86岁。消息传出后，真正棘手的并不是丧事如何操办，而是这个特殊时期，是否应当为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举行正式追悼会。
程潜的身份并不简单。他曾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也曾长期担任湖南省政府负责人；但他又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受到信任和任用的民主人士。对这样一位人物，如何评价，既关系到历史事实，也牵涉统一战线政策。
当晚，中央统战部有关人员与民革中央负责人取得联系，等待国务院方面的明确意见。那时许多事情都需要格外谨慎，没人愿意擅自作出决定。忙碌至深夜的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没有绕圈子，直接表示应当举行追悼会，并向何香凝、张治中征求意见。
这句话分量很重：“追悼程颂公还要犹豫什么？”在周恩来看来，程潜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归类的人物。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有过贡献，1949年又以和平方式推动湖南转变，这些事实不能因为时局变化而被抹去。
第二天，民革中央负责人前往拜访何香凝。老人听完来意后说，周总理对民主党派的历史和人物最了解，既然周总理已经作出安排，就依照指示办理，同时请人代她向程潜家属表示慰问。
随后，他们又去见张治中。张治中身体已经很差，听说周总理特意征求自己的意见，连声说：“感谢周总理。”这并非客套，而是对程潜一生经历的共同确认。两人都曾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也都在历史转折关头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1968年4月12日，程潜追悼会举行。4月13日晚，周恩来又亲自到程潜家中吊唁，慰问遗属。程潜夫人郭翼青情绪激动，问起丈夫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家庭又该如何看待。周恩来当场回答，程潜是革命干部，抗日有功，和平起义有功，解放后担任重要职务，程家属于革命家庭。
这番话不是泛泛安慰，而是对程潜政治身份的正式判断。它把个人选择放回具体历史环境中衡量，也让家属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一份明确交代。
程潜能够获得这样的评价，与1949年8月4日湖南和平起义密切相关。当时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长沙，程潜与陈明仁共同发出起义通电，湖南局势由此实现和平转变。对于人口众多、战略位置重要的湖南来说，避免城市和民众遭受大规模战火，意义十分直接。
这一步并非突然决定。1948年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时，程潜曾参加副总统竞选，结果落选。回到湖南后，他对国民党内部的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更加希望寻找一条减少战乱的道路。
1949年上半年，湖南各界出现和平呼声。程潜一面承受各方压力，一面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转递意见。毛泽东还请章士钊向他转达，希望他从湖南百姓的安危出发，推动和平解决。程潜最终下定决心，并争取陈明仁共同行动。
这种信任，早在更早时期便有基础。1912年前后，毛泽东曾在湖南新军中接受训练，程潜当时是相关部队的负责人。多年以后，毛泽东仍记得操枪、瞄准等训练，并称程潜为“老上司”。两人的关系，既有湖南乡谊，也有军旅旧识。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程潜注意到毛泽东这位年轻湖南人。后来程潜在广州创办陆军讲武学校，并担任校长。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中，两人再次见面，谈到国家前途和湖南局势。毛泽东曾劝他利用自身声望，为和平多做一些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没有把自己看成旁观者。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讨论前，他亲赴沿岸调查，掌握实情后整理发言，呈送毛泽东。毛泽东认为这些意见有助于了解江湖利弊，并转告周恩来，相关工程随后得到进一步研究和推进。
1958年，程潜曾因年事渐高，提出辞去湖南省长职务。毛泽东没有立即同意，认为他德高望重，中央需要这样的老同志继续发挥作用。程潜后来仍在岗位上工作，直到1968年病逝。追悼会能否举行的疑问，最终由周恩来明确作答，也为这位经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湖南起义和新中国建设的老人留下了应有的历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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