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春，北京城内，李自成最先面对的并不是龙椅，而是一座失去秩序的首都。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大顺军进入皇城，明朝在北京的统治随之结束。对李自成而言，攻下北京只是胜利的前半段，能不能让这座城市重新运转，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场考验来得很快。大顺军以陕西、山西等地的流动作战起家，擅长突击和攻城，却缺少治理庞大城市的经验。北京人口密集，官僚、士绅、商人和军户关系错综复杂，粮食、治安、财政，样样都不能靠口号解决。
李自成在北京的短暂统治，民间常概括为“42天”。严格说来，这并非一个十分精确的帝王在位年数，而是指大顺军入京到被迫撤离之间的短暂时期。恰恰是这段时间里，几个关键选择接连发生，最终把一场声势浩大的胜利推向了反面。
入城之后，大顺政权没有及时建立稳定的官府体系，也没有迅速安抚明朝旧臣。明朝灭亡后，原有行政机器已经瘫痪，百姓最关心的是粮价和治安，地方官最关心的是自身安危。大顺若能迅速恢复秩序，便可能争取一部分人心；遗憾的是，现实很快转向了另一面。
大顺军最受争议的举措，是在北京大规模追缴财物。由于军费紧张，李自成采纳了追赃助饷的办法，要求明朝官员、勋贵和富户交出财产。刘宗敏负责推动此事，手段十分强硬，甚至设置刑具逼迫交款。
“拿出银子，便可免罪。”这是当时追赃行动中常见的逻辑。
问题在于，追缴很快超出了惩治贪官的范围。许多官员为了自保，彼此攀咬；普通富户也难以置身事外。抄掠、拘押和逼供，使北京的士绅阶层迅速离心。一个新政权尚未完成建制，便先让大量有影响力的人感到自身受到威胁，这种后果十分严重。
第二个失误，是没有把军纪当成政权根基。起义军进入北京后，部分将士沉浸于胜利带来的财富和权力，军队与百姓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李自成并非一开始就完全放任，但他没有建立足以约束部将的制度，赏罚也逐渐被现实利益左右。
攻城时，军队靠的是共同目标；入城后，军队面对的是日常治理。两者完全不同。若不能把一支善战的队伍改造成守法的国家军队，昨日的优势就可能变成今日的负担。
第三个关键转折，发生在山海关之外的吴三桂身上。吴三桂当时统领关宁军，驻守山海关，既与明廷有联系，也必须观察北京局势。李自成没有及时以稳妥方式争取这支力量，反而在处理吴襄、陈圆圆等问题时留下了严重冲突。
关于“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说法，后世文学渲染颇多，不能简单当作全部史实。更重要的事实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控制，吴三桂本人又担心部众和家族利益受到威胁。在归顺大顺还是借助关外力量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李自成曾派使者招抚吴三桂，也曾亲自率军出兵，但双方缺少真正的政治互信。吴三桂打开山海关，引清军入关，并非单一私人情感所能解释，而是明末军事格局、家族处境和权力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四个失误，是低估了关外清军的实力，也高估了大顺军连续作战后的状态。1644年4月，李自成在北京称帝，国号大顺。此时他已经拥有首都和大片北方土地，却没有足够时间整合各方力量。大顺军从陕西一路东进，连续作战，部队疲惫，后方补给和地方控制都不稳。
1644年5月，李自成率军向山海关推进。吴三桂在危急中向清摄政王多尔衮求援，清军随即入关。山海关之战中，大顺军先与吴三桂交锋，随后遭到清军冲击，战局迅速逆转。
“关外来的骑兵，不可轻视。”据相关记载，李自成身边并非无人提醒，但战场上的判断已经晚了一步。
山海关失利后，大顺政权失去了最宝贵的时间和战略主动。北京城内人心本就不稳，地方势力也开始重新选择阵营。李自成退回北京后，很快放弃这座都城，向西撤退。大顺并非一战便彻底消失，但它已经从进攻者变成了不断转移的军队。
李自成的败局，不能只归结为贪图享受，也不能只归结为吴三桂开关。真正致命之处在于，军事胜利没有及时转化为政治秩序，惩治旧势力没有与安抚社会结合，军队扩张也没有同步完成制度整顿。四十多天里，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敌人，而是财政、军纪、人心和外部强兵同时逼近的局面。
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一带败亡，具体死因历来存在不同记载。那个从米脂走出的农民领袖，曾经攻入北京，改写明清之际的权力版图，却没能把一支起义军变成稳固的国家机器。他留下的，不只是短暂帝业，还有一场关于夺取天下与守住天下之间巨大差距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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