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 章 八人组
在媒体报道或财报电话会议中，苹果对这种脆弱性的回应并没有受到关注，当然库比蒂诺也不会就此专门发布新闻稿。但 2013 年，在这个最重要的市场上，苹果开始谨慎而刻意地调整运营方式。
两年内，苹果组建了一支团队，自称“八人组”。该小组包括三名新员工和五名已在苹果任职的高管，覆盖苹果在华业务的各个核心领域：运营与采购、零售与营销、政府事务以及苹果大学。他们将成为库比蒂诺在中国的耳目。“八人组”的首要任务是厘清苹果公司的故事。苹果为何在中国运营？如何为中国做出贡献？苹果需要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承诺？大家以前从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些问题。更广泛地说，他们是要寻找方法，帮助苹果控制在华风险并安抚当局，以便公司能继续增长。这项任务非常艰巨。尽管苹果公司正面临华尔街的严密监督和销售压力，但其最大的挑战却鲜为人知，而且几乎没人关注。
罗里·塞克斯顿、史蒂文·马切尔和戈峻
“八人组”的领导者--也是大中华区的事实上的负责人--是罗里·塞克斯顿（Rory Sexton），这位爱尔兰裔工程师于 2001 年加入苹果公司，并晋升为副总裁。塞克斯顿于 2013 年底搬至上海，对细节的敏锐把握非常闻名，和蒂姆·库克的核心圈成员德雷德·奥布莱恩（Deirdre O’Brien）紧密合作了十年多。塞克斯顿对苹果的运作机制有着深刻理解，从高管的性格偏好到创意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内部流程，无一不精。他的职责是负责运营团队的本地化工作--该团队由工程师组成，负责将苹果的硬件产品规模化生产至数千万台。他被委以重任，需在华扩充 1000 人的团队，建立更严谨的组织架构，并担任和库比蒂诺总部之间的联络人。
塞克斯顿是苹果首位常驻中国的副总裁。在他之前，关键决策均由定期从库比蒂诺飞往中国的管理层临时决定。这些苹果特使每天在工厂工作 16 小时，过着重复的生活，每天的日程、会议时间和餐食都一成不变。但现在，苹果公司终于有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可以在国内代表该部门，并简化生产流程。几年内，这个团队扩充至 4000 名工程师，反映了苹果在中国运营方式的深刻转变。
这种转变可能引发紧张关系。库比蒂诺一直是权力中心，在中国工作的工程师通常都想直接向总部汇报，这也是获得认可和晋升的关键。但塞克斯顿处于有利位置，能赢得尊重。下属们形容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同事，有时会开玩笑，但他实际上非常铁面无私。塞克斯顿并非那种在生产线上巡查、发现问题并修复机器的工程师；但如果他得知某个细微问题会影响 iPhone 的量产，他会第一个搭乘凌晨四点的航班飞往郑州，协调解决问题。他的专长在于判断需要采取哪些补救措施，与供应商合作避免延误，然后将情况反馈给库比蒂诺总部。
这种声誉为他赢得了尊重，也带来了一丝敬畏。一位下属描述了塞克斯顿参加会议的情景：他走进会议室，扫了一眼电子表格上的数据，以管理者的视角迅速找到了问题。“某个数字会跳入他的眼帘，他会说，‘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没意义……告诉我这个数字的情况，’”
这位下属模仿了塞克斯顿粗犷的嗓音，带着一丝爱尔兰口音。然后，某个员工会站起来，声音颤抖，身体发抖，开始解释。“毫无例外，罗里是正确的，”这位下属说。然后他会离开房间，转向下一个问题。
2013 年底，史蒂文·马切尔（Steven Marcher）加入了塞克斯顿的团队。马切尔是一位拥有应用物理学学位的英国人，自 2002 年起定居北京。他留着一头整齐的金发，身材魁梧，肩部有纹身，看起来很凶猛，曾接受过泰拳训练。但实际上，他是一位冷静、温和的佛教徒，喜欢救助流浪狗。马切尔于 1997 至 2006 年在诺基亚工作，当时该公司是中国手机市场的绝对霸主。在帮助这家北欧公司将更多设计和研发中心从欧洲迁至中国方面，马切尔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采购更多的本地零部件并更好地与快速崛起的区域竞争对手抗衡，诺基亚采取了大量措施。在诺基亚任职期间，马切尔与富士康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促使他加入了郭台铭的公司，担任天线部门的副总裁。
在富士康，外国人担任部门负责人实属罕见，甚至前所未有，而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四年。
马切尔拥有丰富的经验，深谙在中国运营的诀窍，能安抚当地官员。多位同事形容他是个好人，但也说他性格神秘，很难捉摸。多年来，他一直很难融入苹果公司，同事们一直在争论，问题究竟是出在他能力不足，还是因为他从没在库比蒂诺工作过。
马切尔的技能非常广泛，精通普通话，但他的具体角色并不明确。和对待约翰·福特一样，苹果公司希望他能告诉公司该做什么，而不是相反。很快，他把任务定为在中国开设苹果公司的首个研发中心，正如他为诺基亚所做的那样。
第二位关键人物是戈峻。他于 2014 年中加入苹果，负责政府事务。戈峻的母语是中文，拥有西北大学法学学位和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英特尔有近 20 年的工作经验。他在英特尔晋升至副总裁级别，负责在中国建立公司的存在感和战略布局，与官员谈判，在多个城市建立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他在监管圈内是熟面孔，能帮助苹果公司应对监管挑战。在戈峻加入之前，苹果公司高管在与中国接触时，通常只和北京的高级部长会面。对于中国的区域政治差异，这些高管往往不怎么了解，也不知道权力分散在多个竞争部门和机构之间。苹果公司的运营部门总部位于上海浦东区，一个拥有 2300 万人口的省级城市，但在此之前，似乎没人能说出浦东区的区长是谁，也不知道浦东是一个特殊经济区，行政架构和上海市不一样。他向位于库比蒂诺的丽莎·杰克逊（Lisa Jackson）汇报工作，后者曾在美国环保署任职，于 2013 年 5 月加入苹果公司高管团队，担任环境、政策和社会倡议负责人。
戈峻驻扎在北京，但大部分时间会在其他城市工作，主要在上海。他的职责包括监管政策、社会责任事务以及大中华区的战略计划。在戈峻之前，蒂姆·库克靠的是凯西·诺维利（Cathy Novelli），她曾担任苹果公司的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任期从 2007 年至 2014 年。
当库克需要在中国推进工作，例如开设新门店时，往往是诺维利飞往中国并协调沟通对象。诺维利本应是这方面的专家--她曾担任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并曾担任国务次卿--但中国并非她的专长领域。戈峻是首位常驻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专门负责提升苹果公司在政治体系中的运作能力。
其他成员
八人小组中的另外三名成员的重要性较低，但也值得一提：布兰登·劳里（Brendan Lawry）于 2005 年加入苹果公司的战略硅部门，2011 年调任上海，担任区域采购总监。丹尼·图扎（Denny Tuza）于 2009 年以零售高级总监身份加入苹果，在约翰·福特离职一年后成为中国零售负责人。卢雷（Brian Lu）是新加坡的资深高管，2006年调任中国，担任该地区第三方销售负责人。
还有奇普·希尔斯（Chip Hills），在塞克斯顿之前，他实际上是苹果中国业务的负责人。在所有人中，希尔斯对 iPhone 在华业务扩张负有最大的责任，他会从位于夏洛特的家中，飞往亚洲各地的生产基地，累计飞行里程数不胜数。在与富士康签订 iPhone 合同期间，他是苹果的关键运营负责人，当时谈判是在郭台铭的游艇上进行的。
同事们对他印象深刻，认为他信任下属，并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来完成项目。一位专家回忆说，自己和希尔斯为了一个项目通宵达旦，当时希尔斯通并不具备该项目的专业知识。他非常投入，愿意做任何必要的工作，比如搬运箱子或泡咖啡，直到任务完成。这位同事把他比作心脏外科医生协助脑外科医生，甘愿放下手术刀。不幸的是，因2014 年确诊胰腺癌，希尔斯在苹果公司的任期提前结束，于 2015 年10 月 27 日去世。杰夫·威廉姆斯在悼词中提到，他找到了自己第一次面试奇普时写下的笔记。威廉姆斯用大写字母写道：“温暖。”
及时解雇
“八人组”的最后一位成员是道格·古特里（Doug Guthrie），他是苹果公司政治觉醒的关键人物。古特里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2010 年，年仅 39 岁的他被任命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商学院院长，成为当时美国最年轻的商学院院长。他精通普通话，是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专家，该领域强调国家、地方政府及区域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古特里担任院长一职曾引发媒体广泛关注；但仅仅三年后，《华盛顿邮报》和《金融时报》就报道了他因预算纠纷被解雇的消息。报道中刊登了他的照片：少年般的沉思面容，圆润的大眼睛，向后梳的灰白相间头发，以及浓密有型的眉毛。苹果大学的负责人乔尔·波多尔尼（Joel Podolny）嗅到了机会。两人早在哈佛大学任教时便结识，波多尔尼曾说服古特里加入剑桥的苹果大学，但最终未果。如今，新的机会来了。
波多尔尼抛出了一个诱人的设想--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为苹果高管讲授中国问题。起初古特里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他密切关注了今年早些时候中央电视台对苹果的舆论攻势，认为公司处理得当。他推测说，中国想从苹果获得某些东西，而库克的道歉并没有让中方满意。
此外，过去十年间，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模式的复杂性。如果能这些抽象理论应用于全球最大公司的实践，他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他被公开解雇的经历令人羞辱，而且早已计划离开华盛顿。
然而，他不想在加州教导高管。过去十年间，他对一些评论家产生了深深的鄙视，后者对中国经济抱有宏大的构想，却缺乏实地经验。
而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一个常见的笑话是：如果你在过去六个月内没去过中国，那你相当于根本没去过。经过几次通话，这个想法逐渐成形。古特里接受了，但有一个条件：“我接受这个职位，”他说，“但要把我派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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