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理解当地环境至关重要
古特里准备搬到上海为苹果公司工作，2013年秋季，中国宣布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
旨在通过陆海联通将中国和140多个发展中国家连接起来。该倡议的目标之一是减少中国对西方出口的依赖，并建立一个新的模式，使中国能引领，而不仅仅是适应现有的共识。中国还开始为“中国制造2025”奠定基础，发布了一份蓝图，使中国在先进电子、生物医学和航空航天领域实现自立自强。
古特里认为，中国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但他发现，让大家相信这一点居然这么难。他曾对学生说：“要想在中国做生意，必须深刻理解当地的制度环境。”但生活在上海并希望向最优秀的人学习时——尤其是已经成功进入中国的苹果公司——他发现，该公司对当地制度环境的理解其实非常浅薄，更谈不上细致理解，而他认为，理解当地环境至关重要。
流动人口
库比蒂诺的律师们对中国的最新法规感到慌乱和困惑——2014年中出台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规定企业雇佣的临时工比例不得超过10%。新规要到2016年3月才正式实施，但一旦生效，苹果最重要的供应商就会面临违规。律师们面面相觑，非常绝望。“我们根本没办法遵守这条规定！”他们致电在中国的道格·古特里，但这位教授的回应让他们更加困惑。“这就是重点，”他告诉他们：“你们本来就没办法遵守。”他们反驳道：“这有什么道理？”
库比蒂诺的警钟非常合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灵活，是苹果高效运营的秘密武器。中国并非仅仅因为人口多而拥有充足的劳动力；
委托公司开着大巴，深入农村地区招募没什么技能的工人——所谓“劳务派遣人员”——并将他们运送到苹果庞大的供应商网络中，进行季节性生产。本书获取的内部文件说明，苹果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在春季淡季会降至90万人以下，但在 iPhone 发布前的旺季会激增至170万人以上。根据新法规，企业的临时工人数不得超过总员工数的10%，上述情况也就不会再发生了。苹果在中国的运营面临严重危机。
为了评估影响程度，苹果对供应链中的362家工厂进行了调查，发现近半数工厂的临时工比例超过10%，其中80家工厂的临时工比例超过50%。在产品“量产爬坡”阶段，苹果公司每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百万台，部分工厂的临时工比例甚至超过80%。“我们采取的是‘惊喜’（surprise and delight）商业模式，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调配劳动力，以便应对产品量产爬坡，”苹果公司2015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我们的供应商很难遵守该法律，因为10%的劳务派遣比例太低，根本无法应对我们在产品爬坡期所需的劳动力需求峰值。”
西方律师都没接受过相关培训，不理解当时的情况，只不过从原则上讲，做起来其实也相当简单，类似于起诉骚扰，并不是为了胜诉，而是为了迫使对方达成和解。
这支劳动力队伍的灵活性对中国崛起至关重要。劳务派遣法是国家法律，但执行权在地方。通过这种曲折的方式，传递一个信息：若想进入中国14亿人口的市场，就必须做出一些让步。
自上而下的项目
2015年，正如古特里所预测的，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评估中表现糟糕，他的观点再次受到关注。评估结果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SASAC）公布，美国没有对应的类似机构。国资委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拥有约8亿用户的移动通信巨头中国移动的最大股东，也是中国移动最大竞争对手中国电信的股东。国资委于2015年发布了首份 CSR 报告，苹果公司只拿到了22.5分，满分100分，成为所有大型跨国企业中评分最低的。
这么低的分数让库比蒂诺的高管们非常不解。律师们致电古特里，天真地希望古特里能解释一下。难道中国不知道苹果多年来一直在改善环境影响吗？难道他们不知道，2007年史蒂夫·乔布斯曾概述了苹果的计划，要消除产品中的有毒化学物质吗？苹果的年度报告表示要减少碳排放和使用更多回收材料。
古特里解释说，库比蒂诺方面抓错了重点。这些排名与苹果公司的环保实践几乎没有关系。报告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明确了这一点：在长达40家公司的名单中，苹果是唯一一家没有标注为“合资企业”标签的外国公司。这正是关键所在--苹果并没有与本地合作伙伴进行技术转让。近十年后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是私营企业的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我监管形式，企业自愿支持慈善、环境或人权等社会目标， 在中国的语境下，企业社会责任则是一项自上而下的项目，包括扶贫、环境保护等。”
通过这种视角，不难理解三星为何能拿到最高分。这家韩国巨头有数十家正式合作伙伴，自建了数十亿美元的制造基地，并通过数十年的正式合资企业，使中国合作伙伴能“获取”技术专知。三星早早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并从低技能生产扩展到尖端芯片制造。苹果则没有正式合资企业，不进行技术转让，而且一直低调运营。在2012年苹果面临压力，只能公布主要供应商名单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哪些工厂为苹果供应零部件。
2015年9月，中国指控苹果公司少报了销售额。财政部要求苹果支付约8000万美元的未缴税款和罚款。
苹果要求古特里准备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他开始定期飞往库比蒂诺向高管层汇报，包括蒂姆·库克最亲密的圈子成员，如服务部门负责人埃迪·库伊（Eddy Cue），探讨公司可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越来越清楚的是，如果中国想做，就能成大事，”他回忆道：“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高管团队开始越来越关注我，正是因为我预测到了这一点。”为了帮助苹果，古特里开始研究苹果的供应链。他和供应商进行了数百次访谈，就像1994年他作为博士生研究中国工业转型时所做的那样。起初他认为，自己会建议苹果与本地合作伙伴成立合资企业，不过他知道，这么做与库比蒂诺的理念背道而驰。但如果苹果不采取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高通的案例最引人注目。这家芯片设计公司的总部位于加州，是4G 和5G 技术的关键推动者，而中国对其拥有巨大影响力。高通的收入靠的是专利许可费，每一部使用高通技术的智能手机都需要向其支付费用。2015年，高通同意成立合资企业，并支付9.75亿美元的罚款（创下中国企业史上的最高纪录），结束了为期三年的反垄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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