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军官逃到了满洲国……”
1941年7月30日，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和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斯基在伦敦签订了《波苏互助协定》，宣布苏德之间关于波兰领土变动的条约已经完全失效，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在苏联国土上成立一支波兰军队。协议附带的一项议定书规定，所有作为战俘或由于其他理由而拘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全部获得特赦。
1941年8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释放“现在作为战俘、或是因为其他原因而被关押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公民。”之后，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联合通过决议，宣布“从监狱、劳动教养营、战俘营、专门营和流放地释放波兰公民……被释放的波兰公民包括:1、所有原波兰军队的战俘和军事技术人员；
2、在监狱和劳动教养营里关押的各种刑期的犯人，以及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法院和检察院侦查中的人员;3、从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迁移到专门聚居地的人员。”
按照波兰当局在1931年进行人口普查时的统计数字，在苏联吞并的波兰东部地区，1939年8月时一共居住着约1200万人口，其中大约520 万为波兰族(这个数字无疑把该地区的大约120万犹太人和人口相当多的白俄罗斯天主教徒包括进去了，该地区种族上的波兰人很可能不超过390万)。根据贝利亚在1944年2月提交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在1939年10月到12月、1940年2月到6月和1941年6月，苏联一共分三批从波兰东部放逐了389382名--换句话说，也就是约十分之一的波兰族居民，将其送往北极、西伯利亚或中亚的流放地和劳动营服苦役。
头一批被流放的波兰公民为139590人，年龄在18岁以上的男子只占24，1%，其余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被放逐者(主要是老人和儿童)在放逐途中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苏联当局的流放对象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定居者”，即波苏战争结束后定居在波兰东部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后来又扩大到被关押在监狱及战俘营中的波兰国家官员和战俘的家属，再后来扩大到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家属。被流放的波兰公民被送到北极、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林业和矿山企业，进行条件异常艰苦的奴隶劳役工作。
1941从苦役营获释前往中亚地区报名参加安德斯军队的一对波兰人父子。
（1941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对被其掳掠的波兰共和国公民实施所谓“大赦”后，从苦役营获释前往中亚地区报名参加安德斯军队的一对波兰人父子。儿子已经被高强度的劳动折磨到只有拄拐杖才能行走的虚弱程度，但仍忍不住露出了重新获得自由的喜悦表情）
哈萨克共和国是斯大林时代苏联流放波兰人的一个主要地区(也是斯大林在苏联境内实施种族清洗的主要流放地，被强制流放到这里的除了波兰人外，还有车臣族、印古什族、卡尔梅克蒙古族、芬兰族、爱沙尼亚族、拉脱维亚族、立陶宛族、日耳曼族、朝鲜族、卡巴尔达族、巴尔卡尔族、卡拉恰伊族、亚美尼亚族、克里米亚希腊族、罗马尼亚族、保加利亚族、库尔德族、波斯族、梅什基特土耳其族等三十多个民族的苏联公民)，光是在1935年到1938年之间，苏联当局就从乌克兰共和国西部向哈萨克流放了25万波兰裔苏联公民，其中约10万人因冻饿疾病死于流放途中和流放地。苏联吞并波兰后，又向哈萨克放逐了大约15万波兰公民，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
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末代领导人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就是在1939年11月跟随其父母一道被掳至苏联奴隶劳工营中服苦役的(他父亲是一位农业工程师，曾经在波苏战争中服役，战后在比亚韦斯托克省获得波兰政府拨赠的一片农地，因此被算作“定居者”)。他的父母在北极泰加地区的奴工劳役营中双双丧命，年轻的雅鲁泽尔斯基也在苦役劳动中因为雪盲而导致双眼永久性受损(他后来担任波兰党政领导人时，经常不得不戴墨镜出现在公共场合)。1940年，只有16岁的雅鲁泽尔斯基被送往哈萨克的卡拉干达煤矿，继续充当奴隶劳工，其脊柱在异常艰苦的高强度劳动中受了重伤。但是由于“超额完成工作定额”，他受到了苏联当局的注意，在1941年被选送往梁赞的军官学校进修。
根据1941年8月16日签订的波苏军事协定，波兰流亡政府向苏联派去了由齐格蒙特·希什科-博胡斯将军为团长的波兰军事使团，负责在苏联领土上寻找、收容被释放的波兰战俘，并组建波兰第二军团。流亡政府总理西科斯基本来想让曾担任波兰陆军总参谋长的斯坦尼斯瓦夫·冯·哈勒-哈伦堡少将担任这支军队的司令，但是在苏联战俘营中并没有找到他的下落。于是在安德斯将军从卢比扬卡监狱中释放出来之后，西科斯基将其任命为在苏联境内建立的波兰军队的总司令，这支军队后来也被称为“安德斯军队”。
安德斯将军奉命设法与散布在苏联境内各强制劳动营和奴工营中的波兰平民取得联系，以征召他们参加这支军队。苏联方面坚持要求波兰军事使团只能征召波兰族人员加入波兰军队，并且禁止波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向战前为波兰公民的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发放身份证件。苏联方面认为，这些人应当在苏军中服役。
到1941年9月底，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关押在格里亚佐维策、舒兹达尔、南方、旧别尔斯克这四座战俘营中的1.8万剩余波兰战俘已经全部释放，关押在苏联境内各流放地和劳动营的39万波兰平民中，已经释放了31840人。当时在组建波兰军队的营地中已经有了大约3.8万人，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一个月后就达到了4.2万人。
对于被关押在监狱、劳动教养营、以及北极、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苦役营地中的三十多万波兰公民来说，前途无望、看不到曙光的日子和不眠之夜总算结束了。散落在辽阔的苏联大地上的波兰人，或是有组织地、或是自发地向波兰军队的组建营地集中(年轻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本来想参加安德斯军队，但到他从梁赞军官学校毕业时，这支军队已经撤出苏联前往伊朗，因此他只得进入苏联当局搞的那个“柯希秋什科师”服役)。到1943年4月，已经有11.9万名被释放的波兰人离开了苏联，其中包括7.6万名重新加入波兰军队的军人和4.3万家属。
在安德斯将军组建军队的过程中，不可回避地要涉及到1940年春天被拘留在三座特别战俘营中的近一万名波兰中高级军官、包括一些著名的将官，以及6000多名波兰情报和参谋军官、警察、宪兵及边防军战俘的去向问题。这些军人，即使不算那些战争爆发后才应召的预备役军官，也有不少是战前波兰军队的核心人物，具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在预备役军官中也有不少是当前作战和战后重建波兰时极其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那些医生、教授和工程师。
从1941年9月到1942年8月，波兰流亡政府为了查明这些失踪军官的下落，同苏联政府进行了24次交涉，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去了八封询问失踪波兰军官下落的正式信件，此外西科斯基总理、安德斯将军、波兰驻苏大使科特和英国特使克里普斯也曾向斯大林本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从未得到过正面答复。
1941年12月，西科斯基前往苏联视察安德斯军队，井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并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列有14000个名字的失踪波兰人名单，其中8700人是波兰目前急需的军官和专业人才。这些人的行踪一直被波兰调查人员追查到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尔斯克和旧别尔斯克三个战俘营，但是1940年春季之后，他们就从那里消失了，再也不知下落，他们的亲人和波兰流亡政府寄给苏联政府的查问信也一直没有回音。斯大林敷衍着回答说，这些波兰战俘早在1941年就被苏联方面释放了，至于他们为什么下落不明，斯大林说，也许是那些军官“逃往中国边境、逃到满洲国去了”。
在整个1942年里，关于波兰军官失踪问题，以及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犹太族波兰公民的国籍问题，还有对波兰公民执行特赦的执行情况问题，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在继续进行着。苏联人反常的沉默，以及在苏联宣布已经全部释放战俘、而这些失踪人员仍然杳无音信这一事实，已经足以使波兰流亡政府早在德国人公布卡廷事件之前足足一年，就对这些人的命运作出最坏的猜测。
1943年1月，也许是对波兰人持续的追问感到不耐烦，苏联政府向波兰大使发去照会，说由于波兰政府的“消极态度”，苏联决定取消对波兰裔居民予以“特别照顾”(即允许他们加入波兰军队并离开苏联)的做法。这一照会不仅给波兰流亡政府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海外波兰军队的士气，因为那些经历过苏联监狱、劳改营和流放地摧残的波兰军人明白，这道命令对于那些仍然被迫滞留在苏联境内的二十多万同胞意味着什么。
1943年4月。正在盟国在全球战场上全神贯注于作战任务、无暇他顾的时候，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幸存的十万名犹太人发动了绝望的武装起义，对试图将他们灭绝的德国人进行殊死抵抗。激烈的战斗在华沙犹太人区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波兰国内军发动了许多次牵制性袭击来转移德国人的注意力，并向犹太人提供武器，但是华沙绝大部分的犹太居民最终还是光荣而孤独地死去。
就在华沙犹太人区的战斗即将走向悲剧性的尾声的时候，就在美英等国忙于在波兰流亡政府和苏联之间折冲调和、觉得这两个难伺候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够难维持、任何不利于合作的事最好放在一边、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说的时候，1943年4月13日，从柏林的电台里传出了一则令西方人情绪大为震动的报道。它宣布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名波兰军官尸体的万人冢。这则广播说，万人冢里一共埋有一万多具波兰军官的尸体，这些军官是被人有步骤地、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枪毙的，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性”的典型例子，这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40年春天干的。
德国情报机关很早就知道卡廷森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来掩埋被处决人员的场所。1942年夏天，受雇于“托特组织”的波兰劳工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修筑铁路时，注意到在卡廷森林的原生针叶林中有几片地区的树木遭到砍伐，并被种上了松树苗。当地居民偷偷告诉波兰劳工，两年前曾经在这里枪杀过波兰军官。一些波兰劳工半信半疑地挖开了卡廷森林中的一座集体坟墓，并在坟墓中发现了两具身穿波兰军官制服的尸体。他们秘密地向波兰国内的地下政府进行了汇报，德国当局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但当时德军正在向伏尔加河流域进行“胜利的推进”，因此并未对其加以重视。
1943年2月2日，保卢斯将军统帅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经过殊死拼搏，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向顿河方面军投降，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三十万德军被击毙或俘虏，军事和政治形势正变得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一方。纳粹德国宣传部决定利用卡廷森林的波兰战俘尸体来进行一场宣传战，从而达到离间苏联和盟国的目的。
从1943年2月18日起，德国工兵在中央集团军群参谋军官鲁道夫·冯·格斯多夫(他后来参加了多起谋刺希特勒的行动)的指挥下，开始在卡廷森林中对集体墓冢进行发掘。但是当年冬天的严寒把卡廷森林的地面冻得很硬，不利于挖掘作业，因此德国人决定等到泥土变得松软一点时再说。到4月初，一共发现了约400具尸体。
纳粹的波兰总督府在华沙召集了一批波兰各界专业人员，向他们通报了这一发现，在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也举行了类似的召见。4月11日，德国人把来自这三个地区的九名代表用飞机运到卡廷森林的挖掘现场。德国人虽然派出了陪同的军官，但是任由这些波兰代表在发掘现场任意走动、随意观看和拍照、随意拾取现场物品。一些波兰人在现场捡到了一些用来杀死波兰军人的弹壳，陪同的德国军官发现这是德制7.65毫米子弹的弹壳，这个发现一度令戈培尔惊恐万分。
4月13日，他决定不等到完成全部发掘工作，立即向全世界公布在卡廷森林中的发现。波兰代表返回德国占领的总督区后，向其朋友和同事证实了这个消息，波兰地下组织把这些人的报告发往伦敦，并表示那些尸体确实是波兰军官的尸体，不过尸体的数目要比德国人宣布的“一万具”少得多。此外波兰代表也注意到了德国人开始挖掘墓穴的时间和有关新闻报道的时间差异。几天之后，另一批波兰人，大多数是波兰红十字会的成员，被德国人强制送去参观卡廷森林的墓穴，其中一些人还被留下来参与挖掘尸体和认尸的工作。在这批代表团考察之后，波兰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相信了死者的波兰军人身份是确凿的，但是拒绝派代表到德国的战俘营中宣布这一消息。于是德国人又强行组织了一批一批的波兰战俘去卡廷现场参观。
波兰红十字会主席斐迪南·戈泰尔(左三)在卡廷森林现场参观
早在1941年和1942年同苏联进行那些徒劳无功的交涉而失败之后，特别是在得到恰普斯基伯爵和斯维安尼维茨教授的亲口证词之后，波兰流亡政府就早已无可奈何地推断那些失踪的军官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安德斯军队和在英国的波兰军队中的官兵们对此是不知道的，因此当德国人的发现公布于世后，整个自由波兰的军队全都陷入一片焦虑和沮丧之中。
安德斯将军在4月15日给伦敦政府送去了一份报告，描述了他和他的部下在最近两年当中是如何徒劳无功地探听那些失踪军官的消息的，并建议波兰政府要求苏联官方作出解释。他的这个报告和波兰地下军队领袖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伯爵的一份报告同时送到伦敦，后者派了一个自己人去现场，撇开波兰红十字会，单独进行了调查，并且搜集到大量证据(包括在死者身上发现的一些日记)，很快就得出了罪责在谁身上的结论。
1943 年春天德军在卡廷森林掘开的集体坟墓
德国人对这个败坏苏联声誉的大好机会是如此地兴高采烈，以至于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有好几次讲着讲着就不知所云，开始跑马，其最初的几篇报道充满了失真和夸张之处，以致后来不得不根据现场挖掘的结果进行修改。外国的观察家认为，可以令苏联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丑态这一前景，使得德国人有些忘乎所以、言不及义了。这很自然地使人们对整个指控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德国人宣称卡廷的墓穴中有一万多具波兰军官的尸体，但是实际上还不到4500具。波兰人认为，德国人之所以没有掘开卡廷森林中的全部墓穴，也许是为了使在卡廷被杀的人员与被苏联拘留的波兰军官人数保持一致。
柏林的广播好像晴天霹雳一般劈在了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和梅尔库洛夫等人的头上。这些人在1940年春天下令处决那些波兰战俘时，恐怕没人想过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过两天的沉默，塔斯社直到4月15日才作出了反应，气急败坏地骂道“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并把卡廷屠杀的责任推到了德国人的头上。塔斯社发布的苏联政府公告说,1941年时这些波兰战俘正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修筑公路，那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这些战俘和一些苏联平民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并被杀害。关于德国人提到的那个地区的其他集体墓穴，公报说，靠近卡廷森林现场的格涅兹多沃村是历史上有名的“格涅兹多沃墓葬”的埋葬场，苏联方面曾经在那里进行过考古发掘。
所谓“格涅兹多沃墓葬”指的是一片面积约17.5公顷的考古发掘地,这里在历史上是北欧的瓦良格人(维京人)和罗斯人进行贸易的场所，俄国考古学家从1874年起就对其进行发掘,发现了大约1300座公元十世纪前后的墓穴和遗骨，以及大量属于拜占庭、罗斯和瓦良格文化的文物，包括钱币、餐具、头盔、战斧等等。但问题是，法医和人类学家要鉴别死于1940年的尸体和死于公元十世纪的尸骨之间的区别，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即使德国人从卡廷森林处决场挖掘出来的那些死亡5年到15年的苏联公民遗骨，也很容易和历史久远的考古遗骸区别开来。
德国的宣传机构几乎是立刻就抓住了苏联方面手忙脚乱的仓促辩解中的这个大漏洞，在4月17日，戈培尔眉飞色舞地说:“布尔什维克昨天犯下了一个大错，就是他们编造了‘考古遗物’这个谎言。国际委员会将在卡廷那里进行考证，并将戳穿这一无耻的谎言。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说到的那些成了德国俘虏的军官，就是现在波兰人多次、甚至向斯大林本人询问过下落的那些军官……现在我们应当等待国际委员会的结论，我们自然不应该信口开河，而应当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德军驱使苏联劳工从卡廷森体坟墓中清理尸体
然而苏维埃政权在宣传方面毕竟也是经过多年历练的，在短暂的愕然和措手不及之后，它迅速祭出了一招精彩的耍无赖技巧，即把卡廷事件中任何不利于己的证据统统说成是“希特勒分子的恶意污蔑”，撒泼打滚地宣布说凡是相信这些证据的，就是与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污。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简直不敢相信那些在波兰干了那么多残暴兽行的纳粹分子(公布卡廷惨案的消息和党卫军夷平华沙犹太人区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仅仅是因为波兰军官被杀而表现出的“义愤”、在这件事上，西方人更习惯于从已有的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因此纳粹政权在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所犯下的桩桩滔天罪行，倒是真的比塔斯社的什么辟谣声明都有说服力。
波兰流亡政府尽管受到了巨大的情感震撼和冲击，但一开始还是谨慎行事的。4月15日，伦敦的一家波兰文报纸《波兰新闻》登出一篇文章，希望德国人对苏联提出的这一指控“将会像过去常见的那样，被证明是谎言。”可是到了4月17日，波兰人就不再谨慎了。波兰流亡政府国防部长马里安·库基耶尔将军发表了一份官方报告，详细介绍了波兰军官失踪的始末、以及自1941年7月波苏协定签订以来，波兰方面为查找这批军官的下落所作的长期努力。公报说，波兰方面从来没有就这些军官的下落得到过任何答复。因此，虽然波兰对于德国人宣传中的撒谎早已司空见惯，但根据他们早先注意到的情报，波兰政府已经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以便这些指控能够由一个合格的国际机构来加以鉴定。
同一天，波兰流亡政府发表声明，公开证实了求助于红十字会的意图，并提到纳粹在波兰所犯下的其他暴行，指出纳粹德国无权妄图利用这一悲剧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奸恶的目的”，从而使其在道义上无法从卡廷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同时，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把波兰政府的书面请求交给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就在这之前不到一小时，德国红十字会的代表提交了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的书面请求。
一名被害波兰军官的头骨
正是凭借波兰代表和德国代表同时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调查请求这件事，让苏联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4月19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同希特勒分子勾结的波兰人”的社论，猛烈攻击波兰流亡政府“附和希特勒分子的卑鄙挑拨”。文章提醒读者注意德国人干下的那么多人所共知的暴行，并且要人们注意在这个事件中有人企图把罪名加在“犹太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头上。最后，文章以雄壮的口吻，用俄文代表波兰民族宣判说，波兰流亡政府同国际红十字会的联系必须看作是“对希特勒分子的挑拨的直接和明显的帮凶行为……波兰民族并不相信这些污蔑，并以厌恶的心情唾弃这些与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
卡廷森林中被打开的一座集体坟墓，以及发掘出来后正在进行身份辨认的尸体
然而《真理报》的社论和西方盟国的劝解并没能阻止波兰外交部长在4月20日正式要求苏联对失踪军官的命运作出解释。当天塔斯社再度确认了苏联政府的立场与《真理报》一致，并用更恶毒的泼妇骂街式语言谩骂波兰流亡政府“与希特勒分子勾结”。4月25日，波兰新任驻苏大使罗梅尔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份照会。照会说，波兰政府没有向苏联政府询问、或请苏联政府解释，就“背着苏联政府”与德国人同时采取行动。既然他们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与希特勒分子沆瀣一气的道路"，并对苏联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因此苏联决定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关系。
事态的这一变化让美国和英国大吃一惊。两国在这一事件中关心的是怎样弥合波苏分裂，而不是去判断谁是谁非。丘吉尔曾经坦率地对西科斯基说过，无论如何死者是不能复生了，希望波兰政府能够以大局为重，忍让一下(从已经获得的那些情报来判断，丘吉尔也从来没怀疑过卡廷屠杀的真凶是苏联人)。《纽约时报》认为苏联人和波兰人都落入了纳粹的圈套，批评波兰人不该提出这个争端，苏联则不该贸然与其断交。《泰晤士报》则只批评波兰人，说他们助长了戈培尔的这一胜利。英美外交界开始了紧张的努力，以弥补波苏关系的破裂。
波兰军官的尸骨
4 月30日，波兰政府发表声明说，他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由于被德国人用于宣传的目的，因而已经失效。同时波兰流亡政府“在维护波兰共和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仍然希望奉行同苏联友好的政策。但是盟国恢复波苏外交关系的希望被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在5月6日发表的一篇声明给打消了。在这份声明里，维辛斯基回顾了从波苏协定签订以来苏联同其境内波兰人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说，由于安德斯军队拒绝与苏军并肩战斗，又“利用向波兰人分配救济物资的便利来从事反对苏联的间谍活动”，因此已经表现出一种敌对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成为“真正友好亲密的苏波关系的障碍"。
同一天，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第3294号决议，决定在苏联领土上组建“塔戴乌什·柯希秋什科师”，任命齐格蒙特·贝林格上校为该师的司令，并在苏联境内的波兰族原波兰共和国公民中征募指挥人员和士兵。此举标志着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正式分道扬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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