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9年，广州城内，黄巢率军攻破岭南重镇。城门打开后，最先感到危险的，不只是地方官吏，还有长期居住在城中的大食、波斯商人。关于这场劫难，后世流传着“杀了十二万外国人”的说法。数字极其骇人，却未必经得起史料推敲。
广州并不是一座普通城市。
唐代海上贸易兴盛，广州连接南海诸国，是海外货物进入中原的重要门户。来自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的商人，常年往来于此，有些人在广州居住多年，甚至携带家眷。他们经营香料、珠宝、药材和纺织品，手中掌握着大量财富，也熟悉海路与各地商贸关系。
对黄巢来说，这样的城市有两层价值。一层是军事价值，广州临海，物产丰富，若能据此经营，便可以获得粮食、兵器和财货；另一层是财政价值，海外商人富裕集中，攻取城池后，财富很容易成为军队的补充。
黄巢并非突然走上反抗道路。其家族以贩盐为生，他本人也曾参加科举，却屡次落第。乾符二年，也就是875年，王仙芝在濮阳一带起兵，黄巢随后加入。此时的山东、河南连年灾荒，朝廷却仍然催逼赋税，地方官又多有隐瞒，百姓的生计早已难以维持。
起义军一路转战，规模迅速扩大。可问题也随之而来：队伍人数越多，粮饷越难解决。黄巢军队没有稳定的后方，无法依靠屯田和正常税收维持，只能不断攻取州县，以缴获的粮食和财物养兵。
有意思的是，广州原本可能成为黄巢的落脚点。北方战事频繁，岭南相对富庶，海贸又能带来持续收入。攻城之前，他需要考虑的不只是能不能打下来，还要考虑城中哪些势力可能合作，哪些势力会抵抗。
外国商人恰恰处在一个尴尬位置。
他们依赖稳定的官府、畅通的道路和安全的港口。黄巢军以流动作战起家，在商人眼中并不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力量。倘若黄巢想把广州变成据点，便需要控制这些掌握财富和贸易渠道的人；倘若无法取得信任，抢夺财货就成了最直接的选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广州的外国商人都曾组织武装、侵占民田，也不能简单说他们与当地百姓长期处于全面对立。后世一些叙述，把番坊描绘成几乎脱离唐朝控制的独立区域，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唐代广州确有外国人聚居和贸易活动，但他们受到地方官府管理，并非完全不受约束的“城中之国”。
黄巢对他们下手，更多是战争逻辑，而不是单纯的族群仇恨。
一名部将若问：“城中商人众多，是否都要处置？”黄巢或许会回答：“先取其财，再断其后。”这类对话无法当作史实，却能说明当时军队的现实盘算：商人富有，缺少地方武装，且难以迅速得到外部救援，成为最容易被盯上的对象。
对于缺粮少饷的起义军而言，广州商人的仓储、金银和货物具有极强吸引力。杀戮、抄掠和控制港口，既能解决眼前军需，也能震慑其他可能反抗的力量。所谓“深谋远虑”，并不是高明的治理方略，而是乱军首领在资源匮乏下作出的冷酷选择。
相关记载主要来自两类材料。一类是中国史书，另一类是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所记的见闻。苏莱曼的记述提到广州发生过严重屠杀，并涉及外国商人，但文字经过转述，数量与细节并不十分明确。后人将其演绎成“十二万人”，很可能是传播过程中不断放大的结果。
这个数字本身就存在疑问。唐代广州虽是大港，但十二万外国人长期聚居，远超当时城市承载能力，也与岭南人口资料难以互相印证。倘若真有如此规模的外国商人被一次性杀害，唐代和后来的史书不可能完全没有更清楚的记载。
更稳妥的判断是，黄巢攻占广州后，确实对城中富商，尤其是外国商人进行了大规模劫掠，并伴随严重伤亡；但“十二万人全部被杀”的说法，不能视为确定事实。受害者也不可能只有外国人，战乱中的地方百姓、官吏和本地商人同样难以幸免。
广州后来仍恢复了对外贸易，也说明外商群体并未被彻底消灭。黄巢军在岭南停留时间有限，军中又出现疫病和水土不服等问题，最终不得不离开。若他真的把港口商贸完全摧毁，广州不可能较快重新成为海上贸易节点。
因此，黄巢杀害外国商人，既有掠夺财富的因素，也有清除潜在对手、震慑地方势力的考虑。可这种“算计”并不能替杀戮开脱。它只能说明，在唐末秩序崩溃的战场上，财富、身份和政治立场都会让人变得危险。至于十二万这个数字，仍应留在传闻的位置，而不能当作毫无疑问的历史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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