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房的水壶尖叫起来，白汽从门帘缝里往外钻。
我把那个破皮箱搬到堂屋地上，锁扣锈得厉害，改锥一别就开了。
箱盖弹起，樟脑混着潮土的味道直冲鼻子。
我低头一瞅，后脑勺嗡的一声，两腿发软，整个人跌坐在地。
箱子里是一个骨灰盒，旁边压着两张身份证，照片上的女人一模一样，名字一个叫阮氏梅，一个叫阮氏兰。
灶房里阮氏梅喊我添柴，我张着嘴，一个字答不上来。
十天前她刚从这个家出发回越南探亲，我还在村口给她塞了两千块钱。
那个天天给我妈翻身擦背的女人，到底是谁？
01
我今年四十八，豫西傅家沟的木匠。
村里人叫我傅亮，大名没几个人记得。
我这辈子没攒下什么钱，手艺还成，就是命不好。
头一个媳妇是邻村的，跟了我三年，嫌我穷，跟一个收药材的跑了。
走的时候留下一个闺女，刚满月，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到三岁。
那年冬天，孩子发烧，村里的赤脚大夫说没事，烧了三天不退，送到县医院已经晚了。
从那以后，我落下个毛病，家里不管出什么事，我都不敢细问。
问多了，怕问出个好歹来，人又没了。
我妈薛秀珍六十八，五年前中风瘫了，右半边身子动不了，说话也含糊，就剩左手还能攥东西。
我每天出门干活前把她抱到堂屋的躺椅上，中午回来翻个身，晚上再抱回床上。
日子紧巴，可也得过。
晓军九岁，上三年级，学习还行，就是老想他妈。
他嘴里这个妈，叫阮氏梅，越南人。
十年前，我三十八，光棍一条，我妈还能动弹，天天坐在门槛上抹泪，说傅家要绝后。
工友许成业认识一个中介，说能介绍越南姑娘，八万块全包。
我把攒了半辈子的五万拿出来，又找亲戚凑了三万，把阮氏梅娶进了门。
她那年二十五，瘦，黑，眼睛大。
中介把人领到村口那天，她穿一件碎花衬衫，脚上是塑料凉鞋，行李就一个蛇皮袋。
我妈围着她转了三圈，说：“能生养不？”阮氏梅听不懂，光笑。
后来才知道，她在越南老家是种水稻的，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姐姐，姐姐嫁得早，没消息了。
头两年，她话少，干活多。
我妈教她擀面条，她学了半个月，擀出来的面片厚薄不均，我妈骂她笨，她不吭声，第二天接着擀。
后来擀得比我还好。
她管我妈叫“妈”，发音像“骂”，我妈一开始不乐意，后来也惯了。
晓军出生那年，她抱着孩子坐在院里喂奶，日头晒得她脸上起了斑。
我蹲在门槛上修刨子，她忽然说：“傅亮，你不问我以前的事？”我手里刨子顿了顿，没抬头：“问那干啥，日子过好就中。”她没再说话，把孩子往怀里搂了搂。
其实我不是没想过问。
她每年往越南寄钱，一开始一年一两千，后来一年四五千。
我给她钱的时候，她手指头捻着钞票，眼睛盯着别处，说“爸妈生病”。
我嗯一声，把钱递过去。
许成业劝过我：“你留个心眼，越南那边到底啥情况，你两眼一抹黑。”我嘴上说“没事”，心里想的是，要是问出点什么，这个家散了，晓军又没妈了。
那天我在堂屋柜子底下翻东西，找一把旧刨刀，摸出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两个女人站在一片稻田边上，都穿着奥黛，长头发，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脸长得极像。
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两个字，一个“兰”字，前面一个字看不清，笔画磨没了。
我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想不起来这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阮氏梅从来没跟我说过她有个长得这么像的姐妹。
我把照片塞回柜子底下，没提。
02
那天晚上吃饭，阮氏梅把一碗红薯稀饭推到我面前，又去里屋喂我妈。
晓军趴在桌上写作业，铅笔头短得捏不住，我拿小刀给他削。
削到一半，阮氏梅出来，站在桌边，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
“傅亮，我想回越南一趟。”
我手里的铅笔停了。晓军抬起头，看看他妈，又看看我。
“我妈病了，弟弟打电话来，说可能不行了。”
她说话声音不高，跟平常一样，可手指头把围裙边攥得发白。我妈在里屋听见了，左手拍着床沿喊：“不中！走了谁管我？”
我放下铅笔，问她：“啥时候走？”
“下个月初八。”
“钱呢？”
她没说话，眼睛看着桌面。
我算了一下，家里还剩三千多，是准备给晓军交下学期费用的。
我妈在里屋还在喊：“她走了就不回来了！越南媳妇都这样！”
我站起来，走到院里，蹲在屋檐下抽烟。
月亮照在晾衣绳上，阮氏梅白天洗的衣裳还滴着水。
我想起头一个媳妇走那天，也是这样的月亮，她拎着包袱，头也没回。
第二天我去找许成业，借了两千。许成业递钱的时候说：“亮子，你就不怕她跑了？”我把钱揣进兜里，说：“她要跑，十年前就跑了。”
阮氏梅临走那天早上，把家里钥匙一串串解下来，放在灶台上。
又把存折从柜子里翻出来，搁在钥匙旁边。
我说：“你拿着路上用。”她摇头：“路费够了。”她蹲下来抱晓军，抱了很久，晓军书包带子都让她攥皱了。
走到院门口，她忽然停下来，回头往堂屋方向看。我妈坐在躺椅上，脸朝着墙，没理她。阮氏梅站了一会儿，嘴唇动了动，没出声，转身走了。
那天下午，邻居何桂兰来串门。
她坐在院里枣树下，一边嗑瓜子一边说：“傅亮，你家那越南媳妇，当初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我低头修板凳，没接话。
她又说：“你记得不，头回中介领来那个，跟后来进门的这个，好像不是一个人。”
我手里的锤子砸偏了，砸在手指头上。
何桂兰说：“我儿子在县民政局上班，他说那年你们登记的时候，材料递上去，照片和本人有点对不上。当时忙，没细查。”她吐了一地瓜子皮，站起来拍拍裤子：“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
她走了以后，我把结婚证翻出来。
红本子边角磨白了，里面的照片确实模糊，那时候照相馆的相机差，阮氏梅的脸又黑，五官糊成一团。
我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看不出所以然。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阮氏梅那张旧照片，何桂兰的话，还有她临走前看我妈的那个眼神。
我披衣裳起来，走到院里，月亮还是那么亮。
我站了一会儿，回屋躺下，心想，等她回来，问清楚。
03
阮氏梅走了以后，家里一下子空得慌。
我妈天天念叨：“走了几天了？打电话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拿左手捶床板：“跑了，肯定是跑了。”晓军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往外跑，站在村口大路上望。
何桂兰每天来一趟，坐在院里说闲话，话里话外都是“越南媳妇靠不住”。
第五天，晓军在学校跟人打架。
我去的时候他蹲在教室墙角，脸上三道指甲印，对方是个胖小子，比他高一头，捂着胳膊哭。
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傅晓军同学说，他妈妈是越南人，不是中国人。”胖小子的妈在旁边嚷：“越南人怎么了？越南人就能打人？”
我拉着晓军往外走，他攥着我的手，指甲掐进肉里。
走到校门口，他忽然说：“爸，我妈到底是不是越南人？”我说：“是。”他说：“那她是不是不回来了？”我说：“回。”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第十天，阮氏梅的手机还是关机。
我翻出她留下的旧手机，充电开机，屏幕亮了，要密码。
我试了她的生日，不对。
试了晓军的生日，也不对。
试了我的生日，解开了。
里面有个相册，加了密，打不开。
我把手机放下，在院里转了三圈。
许成业来找我喝酒，花生米就着二锅头，他说：“亮子，不行就报警吧。”我说：“再等等。”他说：“你就是死心眼。”我喝了一口酒，没说话。
他又说：“要不你去找找中介？当年那个姓王的，还在县城。”我说：“找他有啥用。”
第十五天，何桂兰的儿子从县城回来了。
他穿着白衬衫，手里拿个文件袋，进了何桂兰家就没出来。
晚上何桂兰来敲门，站在院里，声音比平时低：“傅亮，我儿子说，你们那个结婚登记，当时用的材料有问题。阮氏梅本人和登记的身份信息，对不上。”
我说：“啥意思？”
何桂兰搓着手：“就是……你媳妇可能不是阮氏梅。”
我说：“她不是阮氏梅是谁？”
何桂兰没说话，往屋里看了一眼。我妈在里屋喊：“傅亮！谁啊？”何桂兰转身走了，走得比平时快。
那天晚上晓军睡着以后，我坐在堂屋里，把那个旧手机又翻出来。
密码是我的生日，相册打不开。
我盯着屏幕上的数字键盘，忽然想起阮氏梅每年往越南寄钱，地址写在一个旧本子上。
我翻箱倒柜找出来，本子皮上沾着油渍，里面的字歪歪扭扭，是她的笔迹。
第一页写着一个名字：阮氏兰。
后面跟了一串地址，越南某省某县。底下又写了一行字，像是后添的：姐，钱收到了。
04
第二十三天，阮氏梅回来了。
她是傍晚到的，从村口那辆三轮蹦蹦上下来，手里拎着那个蛇皮袋，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皮箱。
皮箱是棕色的，四个角磨得发白，锁扣锈得看不出本来颜色。
她瘦了一大圈，颧骨突出来，眼睛凹进去，看见我站在院门口，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
晓军从屋里冲出来，一头撞在她怀里。
她蹲下来抱他，皮箱掉在地上，闷响一声。
我妈在堂屋里喊：“回来了？”阮氏梅应了一声，把晓军松开，拎起皮箱往屋里走。
我想接过来，她躲了一下，说：“我自己拿。”
那天晚上她给我妈擦了身子，换了衣裳，又去灶房做饭。
我站在灶房门口看她，她烧火的姿势跟以前一样，可手背上多了几道口子，指甲缝里嵌着泥。
她一直没看我，锅里的水开了，她把面条下进去，筷子搅了搅。
“你妈咋样了？”我问。
她顿了一下：“没了。”
我没再问。她把面条盛出来，端到堂屋。我妈吃了一口，说咸了，她嗯了一声，没像以前那样重做。我妈看了她一眼，没再说话。
那个皮箱她放在里屋墙角，用一块旧布盖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把皮箱搬到床边，靠着墙根。
我躺下，她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没出声。
我伸手想搭她肩膀，她身子一僵，我手缩了回来。
接下来几天，她照常干活，照常喂我妈吃饭，照常给晓军检查作业。
可她不怎么说话，有时候我叫她，她要愣一下才应。
皮箱一直锁着，钥匙她随身带着，晚上压在枕头底下。
第五天晚上，我妈突然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喘不上气。
我背着往镇卫生院跑，阮氏梅跟在后面，跑得鞋都掉了一只。
大夫说肺部感染，要住院，先交三千。
我掏遍口袋只有一千多，转头看她。
“家里还有多少钱？”
她站在走廊里，穿着那只剩一只的鞋，脚趾头冻得发紫。
“没了。”
“没了？”我嗓门大了，“你回一趟越南，家里钱花光了？”
她低着头，盯着自己那只光脚。
“傅亮，钱……用完了。”
“用到哪了？你妈看病能花这么多？”
她不说话。走廊里消毒水的味儿呛鼻子，我妈在里面咳，一声接一声。我攥着拳头，指甲掐进肉里，深吸一口气才压住那股想砸墙的劲儿。
“阮氏梅，你到底在外面干了啥？”
她抬起头，眼睛红着，嘴张了张，又合上。最后她说：“你不懂。”
我转身出去找许成业借钱。走到医院大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走廊里，光着一只脚，瘦得跟纸片似的。
05
我妈住到第三天，病情稳住了。
那天中午我回家拿换洗衣服，阮氏梅留在医院守着。
院里静得很，枣树上麻雀叫得烦人。
我进里屋拿衣服，看见那个皮箱还在墙角，旧布掉了一半，露出锁扣。
我站了一会儿，鬼使神差地蹲下来，从工具箱里摸出改锥。
锁扣锈得厉害，改锥一别就开了，声音不大，咔嗒一声。
箱盖弹起来，一股樟脑混着潮土的味道直冲鼻子。
箱子里最上面是一块红布，掀开红布，底下是个骨灰盒，木头的，刷了黑漆，正面贴着一张白纸条，写着“阮氏兰”。
骨灰盒旁边压着两张身份证，越南的，塑封膜反着光。
我拿起来，两张照片上的女人一模一样，长头发，大眼睛，一个叫阮氏梅，一个叫阮氏兰。
我手抖得身份证差点掉了。
翻到背面，阮氏兰那张写着出生年份，比阮氏梅大四岁。
下面还有一张折叠的纸，打开是越南某县医院的死亡证明，死者阮氏兰，死因是急性肺炎，日期是十年前的腊月。
十年前的腊月，正是阮氏梅嫁过来的前一个月。
我坐在地上，脊梁骨靠着床沿，脑子里嗡嗡响。灶房的水壶尖叫起来，白汽从门帘缝里往外钻。阮氏梅的声音从院里传来：“傅亮，你回来了？”
我张着嘴，一个字答不上来。
她掀开门帘进来，看见我坐在地上，看见打开的皮箱，看见我手里的身份证。她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干净。
“傅亮……”
“你是谁？”
她慢慢跪下来，膝盖砸在水泥地上，咚的一声。
“我是阮氏梅。”
“那她是谁？”我指着骨灰盒。
“我姐。阮氏兰。”
“你姐？”
“十年前，我姐被中介卖到中国，路上病了，还没到就死了。中介怕赔钱，让我顶替。我那时候才二十五，啥都不懂，中介说只要我嫁过来，就给我家两万块。我爹收了钱，让我来。”
她跪在地上，两只手撑着膝盖，肩膀抖得厉害。
“我姐临死前跟我说，嫁过去，好好过，别回来。她说傅亮是个老实人。”
我看着她，看着那张我看了十年的脸。灶房的水壶还在响，一声比一声尖。
“所以你连名字都是假的？”
“名字是真的。我叫阮氏梅，我姐叫阮氏兰。结婚证上用的我姐的名字，因为中介拿的是她的护照。我自己的护照……在皮箱夹层里。”
她从地上爬起来，掀开箱子里层，摸出一本暗红色的护照，递给我。我翻开，照片是她，名字是阮氏梅，出生日期比结婚证上小四岁。
“这十年，你每年寄回去的钱……”
“给我爹妈。我姐死了，他们没拿到钱，中介跑了。我爹妈靠我寄的钱过日子。这次回去，我妈没了，我把我姐的骨灰迁出来，带回来。她死在外面十年，我得让她回家。”
她蹲下来，把骨灰盒抱在怀里，脸贴在黑漆木面上。
“傅亮，我骗了你十年。你要赶我走，我不怨你。可晓军……”
她说不下去了。
我坐在地上，后背硌着床沿，生疼。
我想起十年前她进门那天，穿碎花衬衫，塑料凉鞋，站在村口笑。
想起她擀面条，我妈骂她笨，她第二天接着擀。
想起晓军出生那天，她抱着孩子坐在院里，日头晒得她脸上起斑。
想起每年给她钱，她手指头捻着钞票，眼睛盯着别处。
我站起来，腿发麻，扶着床沿往外走。走到院里，日头白晃晃的，枣树影子落在地上，一动不动。
06
那天下午我去了卫生院，没进病房，在走廊里坐着。
许成业来送饭，看我脸色不对，问咋了。
我说没事。
他坐了一会儿，说：“你媳妇在里头守了一夜，没合眼。”我没说话。
晚上我回家，阮氏梅坐在堂屋门槛上，怀里抱着那个骨灰盒，晓军趴在她腿上睡着了。
她看见我回来，把晓军轻轻放在躺椅上，站起来。
月亮照在她脸上，颧骨上的皮贴着骨头。
“傅亮，我明天走。我姐的骨灰我带走，回越南找地方埋了。晓军……你好好带。”
她说完往屋里走，我伸手拽住她胳膊。她胳膊细得吓人，一把攥住，骨头硌手。
“你姐的日记呢？”
她愣了一下。
“你说你姐有日记。”
她回屋，从皮箱夹层里摸出一个塑料皮本子，递给我。本子被水泡过，页边发皱，字迹歪歪扭扭。我坐在门槛上，借着月光一页一页翻。
第一页写着：今天上船了，中介说三天到中国。傅亮，河南人，木匠，三十八岁。中介说他老实。
第二页：船走了五天，还没到。我发烧了，咳得厉害。中介给我吃白色的药片，不管用。妹妹在边上哭。
第三页：我可能不行了。妹妹，你替我去吧。傅亮是好人，你跟他好好过。别告诉咱爹咱妈，就说我到了中国，过得好。
第四页只有一行：妹妹，我冷。
字到这儿断了，后面全是空白页。
我翻到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存折，农村信用社的，户名是傅晓军。
我翻开，从十年前开始，每年存一笔，最少的一千，最多的一次五千。
最后一笔是三个月前，余额三万七千二。
存折底下压着一张地契，越南的，上面写着我认不得的字。
阮氏梅站在我身后，说：“我爹留下的地，我本来可以卖了回越南，我没卖。留给晓军。”
我把日记合上，存折和地契夹在里面。月亮被云遮了，院里暗下来。晓军在躺椅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妈”。阮氏梅肩膀一抖，没应声。
“明天去派出所。”我说。
她抬头看我。
“去说清楚。你姐的事，你的事，结婚证的事。该咋办咋办。”
“你姐让你好好过，你就好好过。瞒了十年，往后别瞒了。”
她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没拉她，坐在门槛上，把日记本搁在膝盖上，看着院里那棵枣树。
月亮又从云里出来了，照得树叶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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