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张治中寓所内，几名红卫兵翻查家具和书籍，随后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追问：“你是谁？”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没有低头，声音硬朗：“你要问我是谁，可以去问毛主席。”
一句话，顶得很重。
张治中并非普通的旧军政人员。他曾是黄埔军校的重要人物，长期受到蒋介石信任；可在国共冲突最激烈的年代，他又始终没有直接率部与共产党交战。后来，人们称他为“和平将军”，并不是因为他远离政治，恰恰相反，他一直处在政治风暴的中心。
张治中早年家境清寒，读过私塾，也做过学徒。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从报纸上得知消息，赶到上海参加学生军，随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便相信，国家要想摆脱积弱局面，必须建立现代军队。
进入黄埔军校后，他与周恩来相识。张治中后来回忆，周恩来的谈吐、风度和学养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两人后来分属不同政治阵营，却一直保持着特殊的信任，这种关系对张治中日后的选择影响很大。
1926年北伐开始前，张治中负责军队编制和人事。他曾向蒋介石表达担忧，希望国共合作不要破裂。蒋介石只是简单应了一声，没有作出明确回应。张治中看见了局势中的危险，却没有选择公开反蒋，而是试图在旧有关系与国家前途之间寻找余地。
1927年以后，局势迅速恶化。张治中一度想出国学习，1928年赴德国，但仅数月便奉命回国参加军事事务。此后，他担任过军政厅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却始终回避把军队带入内战。这个选择，使他在国民党军界显得格外特殊。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不少人主张以武力解决。张治中坚决反对，认为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处理。这个立场当时并不占多数，却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社会愿望相合。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也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留下了空间。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的身份又一次发生变化。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张治中负责接待。重庆谈判期间，他既是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也是毛泽东可以直接沟通的人。
10月11日，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毛泽东后来对他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听后有些意外，毛泽东随即提到，他曾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报》。一件报纸名称的小事，说明毛泽东一直留意他的实际行动。
张治中曾多次前往延安，为国共谈判和避免战争奔走。1949年渡江战役后，南京解放，国共和谈彻底破裂。此时，他既有蒋介石多年的知遇之情，又清楚国民党方面已经难以回头。周恩来看望他时，直接提醒国民党代表团，若返回上海或广州，处境可能十分危险。
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时，已经对不起你一次，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
这句话击中了张治中的心结。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多次交谈，他决定留在北平。家属也得到妥善安排。一个曾受蒋介石重用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就这样留在了新中国即将建立的政治中心。
建国后，张治中参与国家事务，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准备发布公报时，原稿只列出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姓名，没有写上五十六位委员。张治中认为，正式公报应完整列出委员名单，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样更能体现中央人民政府的阵容。
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尤其密切。遇到重要问题，张治中常去找周恩来商量，两人也常一起吃饭。周恩来了解他的性格，知道他一方面重情重义，另一方面又有明确的是非判断，因此在许多关键时刻给予保护。
1966年局势骤变，张治中一家受到冲击。周恩来以保护老朋友为名，将他送到解放军总医院，并安排减少外界接触。张治中听说彭德怀等人的遭遇后，曾写下万余字的信，替彭德怀申辩。周恩来得知后转告：“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休息。”
1967年国庆节，张治中曾在天安门见到毛泽东。此后，他基本停止政治活动，在医院和住所之间往返。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周恩来要求为他举行告别仪式，并亲自向家属表达未能探望的遗憾。那句“你是谁”，留在了特殊年代，也留在了张治中一生复杂而坚定的选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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