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泞里的红章

雨是下午三点开始下的。

我蹲在乡卫生院后墙根底下，盯着墙缝里钻出来的那丛野草。草叶上沾着泥点子，被雨打得东倒西歪。白大褂下摆拖在地上，湿了一大片，沾着黄褐色的泥浆。我不想站起来，蹲着挺好。雨不大，毛毛的，落在头发上像撒了一层细盐。

后墙外面是条土路，一下雨就成泥塘。刚才有个骑二八大杠的男人经过，车轱辘陷进去，骂骂咧咧地扛着车走了。我看着他走远，忽然想起我爸。我爸也骑二八大杠，凤凰牌的，骑了十二年。我考上卫校那年，他把车推到镇上修了一次，换了内胎和外胎，花掉半个月工资。他说：“你好好念，念出来别回这穷地方。”

我没说话。他也没再说话。我们父子之间，话从来不多。

“沈明——沈明！”

周院长在喊。他的声音从二楼窗户里挤出来，被雨幕搅得模糊。我没应。他又喊了一声，然后窗户“啪”地关上了。

我摸出口袋里那张报到证。纸已经被我攥得发软，边角卷起来，红色公章洇开了一小块。证上写得清楚：兹分配沈明同志至青石乡卫生院工作。落款日期是八九年七月十四号。今天是八月二十七号。

二十天前，我从卫校毕业。全班四十二个人，三十九个进了县城医院。剩下三个，一个改行去了药厂，一个托关系留在城关镇，还有一个是我。

报到那天，县卫生局人事科的门半开着。我站在门口，听见里面在念名单：“赵红梅，县医院；刘建平，县医院；孙丽，中医院——”念到我的时候，顿了一下，“沈明，青石乡卫生院。”

我走进去，问为什么。科长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说：“青石缺人。”

我说：“我成绩排前五。”

他把名单翻了一页，没抬头：“那你去跟周院长说，他那儿缺个能拿听诊器的。”

我没再问。拿了报到证出来，在卫校门口站了很久。同宿舍的孙丽追出来，喊我去吃冰棍。我说不去了。她说：“沈明，你别想不开。青石离城也就三十里。”

三十里。我在心里算了一下，骑车一个半小时。可柏油路只通到柳树沟，剩下八里是土路。下雨天，自行车轮子能陷进去半尺。

孙丽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塞给我：“我表哥在青石供销社，你要是缺什么，去找他。他叫陈建军。”

我接过纸条，折起来，没看。那天晚上我把纸条掏出来看了一眼，字写得很端正，钢笔水洇开一点点，像一朵小蓝花。我把纸条夹进《内科学》里，后来再没翻过。

今天是来报到的。早上六点从家里出门，骑到柳树沟是八点半。把车寄在路边修车铺，走了一个小时土路。到卫生院门口的时候，布鞋底已经糊了厚厚一层泥，抬脚都费劲。周院长在门口等我，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灰的蓝布褂子，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握过来说：“小沈是吧？来，先吃饭。”

食堂里就一个大师傅，炒了盘茄子，蒸了锅馒头。周院长给我递筷子，说：“条件差，你别嫌弃。”我接过筷子，扒了两口饭，没说话。

下午办手续。周院长从抽屉里翻出一枚公章，在印泥盒里按了按，盖在我的报到证上。红章落下去的一瞬间，我的手指头抖了一下。他说：“编制的事，县里说还要等。你先住下，明天开始跟老刘上门诊。”

我说好。然后我就蹲在了后墙根底下。

雨还在下。我把报到证折起来，揣进口袋。站起来的时候腿麻了，扶着墙缓了半天。后院堆着几摞碎砖，旁边是个压水井，铁柄上锈迹斑斑。远处传来鸡叫，混着拖拉机经过的轰鸣声。

“沈明！”周院长又喊，“电话！你家里打来的！”

我踩着泥水往办公室走。电话在院长桌上，红色座机，拨号盘已经磨得发白。我拿起来，是我妈。

“到了？”她问。

“到了。”

“怎么样？”

“挺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在炒菜，铲子碰铁锅的声音。

“你爸问你啥时候回来。”

“下周吧。”

“你爸说——”铲子停了，“你爸说让你找找人。你表舅在卫生局有熟人。”

我看着窗外。雨把院子里的梧桐叶打下来，贴在泥地上。

“再说吧。”我说。

“沈明。”我妈的声音低下去，“你爸昨天夜里咳了半宿。他说让你别惦记家，可我知道他心里不痛快。你表舅那边，你爸已经去说过了。”

我攥着话筒，指节发白。“妈，编制的事我自己解决。你让爸别去求人。”

“你这孩子——”

“我自己解决。”

挂了电话，周院长递过来一条毛巾。“擦擦。明天去后村出诊，你跟我去。带上药箱。”

我接过毛巾，擦了擦脸。毛巾上有一股来苏水的味道。

晚上睡在值班室。木板床，上面铺了层稻草垫子。隔壁是药房，散发着草药和酒精混在一起的气味。我把报到证压在枕头底下，翻了个身。

窗外雨停了。月亮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后墙那丛野草上。草叶上的泥点子被雨水冲干净了，绿得发亮。

我摸出那本皱巴巴的《内科学》，翻到折角那页。去年在卫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医生在哪都是看病，可看的病人不一样。我当时没听懂。现在好像有点懂了。

门外传来咳嗽声，有人喊：“周院长！周院长！娃发烧！”

我坐起来。听见周院长披着衣服出去，说：“别急，先量体温。”

然后是小孩的哭声，混着大人的哄劝。脚步声来来去去，压水井的铁柄吱呀响了一下。

我重新躺下。月亮移到了窗子正中间，照在枕头上，白晃晃的。

我睡不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照片。黑白的一寸照，孙丽给我的。照片上她梳着马尾，嘴角有个浅浅的酒窝。那是毕业那天在照相馆拍的，一共洗了四张，她给了我一张。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写。空白一片。我把照片夹回书里，翻了个身，对着墙。

第二天早上六点，周院长来敲门。我穿好衣服出去，他递给我一个药箱，白铁皮做的，四个角掉了漆。

“走。”他说，“后村有个老人，肺气肿。”

我跟在他后面。晨雾还没散，路边的狗尾巴草挂着露水。走了半小时，到了一户土坯房前。门开着，一个老太太蹲在灶前烧火，看见我们，站起来说：“来了。”

周院长进屋，我跟进去。炕上躺着一个老人，喘得厉害，嘴唇发紫。周院长把听诊器递给我：“你来听。”

我接过听诊器，冰凉的探头贴上老人的背。肺里全是湿啰音。我抬头看周院长，他说：“开药。”

我从药箱里拿出氨茶碱和地塞米松，算了剂量。老太太在旁边问：“多少钱？”

周院长看了我一眼。我说：“先记着。”

老太太点头，从灶台上拿了个鸡蛋，塞进我药箱里。

回去的路上，周院长走在前面，忽然说：“你昨天蹲在后墙那儿，我都看见了。”

我没吭声。

“分配这事，是我去县里要的人。”他说，“你成绩好，我知道。但青石更需要你。”

我看着他的背影。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后领磨出了毛边。

“你回去想想。”他说，“想通了，明天继续出诊。想不通，我也不拦你。”

那天晚上，我把那枚鸡蛋煮了。剥开，蛋黄是浅黄色的，有点噎人。吃完之后，我把报到证从枕头底下拿出来，展平，夹进书里。书页上正好是呼吸系统那一章。

窗外又下起了雨。这回下得大，打在瓦上噼里啪啦响。我躺在床上听雨，迷迷糊糊睡着之前，想起一件事——孙丽说青石离城三十里，可她没说清楚，是三十里柏油路加八里泥路。

那八里泥路，我今天走了两趟。鞋底上的泥，现在还在墙角搁着，没刷。

第二天，我刷了鞋。刷完鞋，骑上自行车，去了柳树沟。修车铺的老头认识我，说：“后生，车不要了？”

我说：“要。我去趟城里。”

骑到县城是中午。我在卫生局门口停下来，没进去。在对面小卖部买了一包大前门，抽了一根。抽完，还是没进去。骑上车往回走，到柳树沟的时候天快黑了。修车铺老头问：“事办成了？”

我说：“没办。”

他说：“那你跑一趟干啥？”

我说：“想跑就跑。”

他笑了，递给我一个马扎。我坐下来，看着土路上的车辙印。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我的影子投在泥地上，瘦瘦的一条。

那天晚上回到卫生院，周院长在门口等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递给我：“热水。喝了早点睡。”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水里有股铁锈味。

“明天去东沟。”他说，“有个产妇。”

我说：“好。”

他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周院长。”

他停下来。

“编制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他没回头，摆了摆手：“先看病。”

我端着搪瓷缸站在院子里。月亮又出来了，照在后墙那丛野草上。草已经长高了一截，茎上抽出了细小的穗。我把搪瓷缸里的水一口喝完，回屋睡觉。

枕头底下压着那张报到证，我没再拿出来看。

（本文所有情节、人物均为虚构，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