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谈及壮盛军容时，会联想到整齐的队列、行进的装备和飞过的机群。借助现代传媒手段，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都能在荧屏上看见一国的军容军貌，这是一种高效、直接的国家力量宣示。然而，在古代社会广袤的疆域与缓慢的信息流速中，中原王朝是以何种手段，让自身的军事力量为人所知的呢？
古代中国发展出了一套精密且高度仪式化的军事仪式体系，通过一系列演武手段，让自身的军力为京师的百姓、地方的州县、边疆的部族，乃至远方的他国所见闻，从而维持长期的稳定秩序。古人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力量与礼仪祭祀本身就是国家权威的体现。《尚书·大禹谟》有“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的记载，即舜帝时期南方部族不服，禹打算兴兵征讨。舜帝不许，令人在朝堂两阶举行仪式，表示修政偃兵。仪式中包含持干（盾牌）和持羽的两种舞蹈，持干舞便是武舞。可见，早在尧舜时期就有了将军事力量进行仪式化展示的雏形。到了周朝，军礼成为《周礼》中的五礼之一，有“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等军礼仪式，涵盖出征祭祀、凯旋劳军等环节。
田猎演武
兵书《司马法》中的名言“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之后，紧接着就是“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意思是天下太平、国安民乐之后，为了防止“忘战必危”的情况出现，还要在春秋两季举行田猎。可见自古以来，大型的田猎活动就是与练兵、备战紧密相关的。
古人对一年四季的游猎有不同的称谓，《左传》记载为“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在广阔天地间展开的田猎，逐步发展为具备实战背景的军事演练，尤其为大一统王朝所青睐。《榖梁传》曰“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可见春秋时期已经采用田猎的方式练兵演礼。鲁国曾在一次大蒐时出动兵车千乘，参与人数达到数万，远远超越了游猎嬉戏的范畴，实质上已经是全国性质的军事动员。
田猎通常在规模宏大的皇家苑囿举行。汉武帝刘彻多次举行大型郊猎。一次，他捕到“一角兽”，于是将年号改为“元狩”。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西都赋》都描写了汉代上林苑田猎的景象，其过程是模拟一场真实的战役：天子车驾在旌旗围绕的阵中，前后各有战车随扈，左右也有猛将跟从。在森严的仪仗中，军阵先后完成登高侦察、分散布围、驱赶合围、射猎追捕。军队分成诸翼，在广袤地域上进行大范围的机动、包抄与协同。这不仅考验单兵的骑射技艺，更全面检验将领的临场指挥，各部队的通讯联络、战场协同以及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能力。汉武帝更在上林苑添设昆明湖，以为训练水师、开辟西南之用。
至清代，“木兰秋狝”制度将皇家田猎的形式推至顶峰。康熙皇帝将其定为祖制，每年秋季在承德以北的木兰围场举行。“木兰”意为“哨鹿”，在典章制度记载之外，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往往能提供另一重鲜活的视角。1711年9月，29岁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木兰围场目睹了一次哨鹿的全程。哨鹿，即以哨声模仿鹿鸣。鹿健硕矫健，善于奔跑，逐鹿是个体力活，以哨引鹿可以节约体力，今日北美狩猎时仍会使用鹿哨（Deer Calls），可见此法行之有效。只见队伍靠近鹿群栖息地时，康熙命令全员歇马，亲自带几人登山。一些猎手身披鹿皮，伪装成鹿的样子，其中一人头戴鹿角面具，装扮成雄鹿，隐藏起来。康熙等人在一旁持枪设伏，一个猎手吹起哨子，以呦呦鹿鸣吸引鹿群前来。秋天是鹿的发情期，此时雄鹿十分好斗，见到猎手扮成的雄鹿闯入自己的领地，很容易就冲过来决斗。此时就是皇帝开第一枪的时机了，随后其他射手视情况补枪。这次一连引来两头雄鹿，它们都不逃跑，反而摆出挑战姿态，于是康熙将其一一射杀。
一支庞大的队伍从马国贤面前缓缓走过。本次木兰秋狝规模惊人，据马国贤自己估计，队伍整体超过三万人，其中狩猎队伍人数超过一万两千。这一规模已经不亚于一次中型战役了。
木兰秋狝实质上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政治军事行动，往往需要调动上万名八旗精锐、蒙古王公部众参与，包括行军、扎营、布围、驰射，流程上与行军作战一致。清朝皇帝定期到塞外举行大规模游猎活动，用意是保持满蒙骑兵的弓马骑射习惯，避免承平日久导致的武备废弛。此外，木兰秋狝以浩大场面和严明纪律向随行的蒙古各部展示军事组织与动员能力，又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巩固与蒙古王公的关系，构建情感与利益同盟。1681年，康熙皇帝出喜峰口，蒙古诸部落的王爷纷纷来朝见。康熙于是在原野中设立大帐，一口气宴请了蒙古诸部共1884人，木兰围场也由此设立。狩猎是北方民族的共同爱好，大家同场比武切磋，场下同席而坐，喝酒吃肉，并厚赏诸部，许多蒙古部落因此率众归顺。多次随康熙出巡的官员高士奇曾赋诗一首：
黄幄高张羽卫陈，遐方述职尽称臣。
金螺酒醴颁三爵，宝碗茶膏遍一巡。
问俗远同虞出狩，要盟欲笑汉和亲。
长城有险休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
高士奇诗中的这次宴会，客人是蒙古喀喇沁部，该部的地界距离围场很近，与清朝皇室多次联姻，康熙的女儿端静公主就嫁到该部。清人认为，蒙古诸王随扈皇帝左右，亲身体会了皇帝与皇家禁军的强健与勇武，必然心悦诚服，“于讲武示度之中，寓柔远绥边之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与蒙古部落一起进行大型的田猎活动，不失为一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的政治手段。因此，田猎不仅是士兵勇武的展示，更是古代王朝赖以检验其军事、后勤能力与跨部族协同能力的场合，是其战争潜力的生动预演。
誓师讲武
在古代中国的战争实践中，有两类文本在战前仪式上发挥着重要功能：对内动员军队的“誓”，与对外宣告立场的“檄”。这类军事文告的发布构成了出师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构建战争合法性，并确立统帅权威。
“誓”源于上古，其核心是在神灵与盟友面前订立具有约束力的盟约，宣告敌方罪状，以论证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尚书》中保存的《甘誓》《汤誓》《牧誓》等篇，是古代誓师仪式的生动记录。商代开国君主汤在征伐夏桀之时，军旅会战于鸣条之野，商汤当众作誓，宣布夏桀罪状，以示师出有名。夏桀残暴，其人民不堪忍受，纷纷传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宁可与其同归于尽。这篇誓师文献以《汤誓》之名流传。商代后期，周武王于孟津观兵时宣读的《泰誓》，也是一篇影响深远的誓文。公元前1048年，商纣王统治残暴，诸侯离心，周武王为试探殷商实力和诸侯向心力，于孟津集结周军与诸侯联军，举行大规模阅兵。此次阅兵召集诸侯达八百之众，周武王当众宣读《泰誓》，历数纣王罪状，申明伐纣大义，形成“纣可伐矣”的共识，当时虽未立即出兵，却检验了联军凝聚力。两年后的牧野之战，周武王“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宣读《牧誓》，重申了翦商的正义性。最终，这一战获得决定性胜利，完成灭商大计。
“檄”本意是向四方传递的木简公文，相当于近代史上常见的“通电全国”。战时主要面向外部公众，功能在于完成战前的舆论与法理动员。建安五年（200），曹操在许昌迎来了一份棘手的檄文，一篇由陈琳执笔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从河北传入幕府，随之而来的是袁绍兴兵南下的消息。曹操当时正苦于“头风”之症，头痛难忍，而卧读此文后，“翕然而起”。文中直指曹操是“赘阉遗丑”，详述其盗掘梁孝王陵，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的劣迹，更将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定性为窃国。檄文的目标明确：瓦解曹操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动摇其内部士人与军队的士气。头痛中的曹操故作镇静，对左右坦言，这篇檄文治愈了他的头风病。从实际效果看，它对曹操个人声誉造成了持久损伤。“赘阉遗丑”的出身攻击和盗墓的指控，成为后世史书中难以回避的污点叙事。《文心雕龙》对这篇檄文的评价是，“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可见其影响深远。待到官渡之战袁绍惨败，陈琳被俘后，曹操质问其“何乃上及父祖”，陈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惜其才，陈琳终得以任用。
唐代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是又一篇有名的檄文，作者骆宾王是年少即写出《咏鹅》诗的文学家。当时武则天废除唐中宗李显，另立李旦为帝，并亲自临朝称制，徐敬业起兵扬州，请骆宾王作檄文以昭告天下。檄文开篇即从伦理和政治根基上否定武则天统治的合法性，指斥其“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进而控诉其“弑君鸩母”之罪，断言“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其后，檄文转而宣扬徐敬业一方的德行与实力，描绘“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的声势。最后，它以强烈的呼吁作结，试图瓦解敌方阵营的意志：“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徐敬业这次起兵虎头蛇尾，以失败告终，但骆宾王的檄文流传千古。
朱元璋兴兵北伐之前，也命臣下起草《谕中原檄》，作为北伐元朝的宣言。此文开篇宏大，诉诸历史，将元朝的统治定义为“冠履倒置”，又对北方归附者做出“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的承诺，其文风被明人视为“词严而义正，理直而气昌”。内容回应了时代核心矛盾，并与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了有效配合，许多州县“传檄而定”。可以说，檄文的公开宣读与广泛传播，本身就是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阅习武
随着古代田猎规模逐渐扩大，逐渐生发了检阅军力的用意，或称“讲武”“校阅”。古代军事活动中，需要召集士兵，点兵备战。《周礼》记载，“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即经过春夏秋三季的军事训练后，在冬天检阅军队。到了汉代，规定“立秋之日，斩牲于郊东门外，以荐陵庙，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即立秋之日在城郊演练军队、学习阵法，这番行动有展现军力、犒赏将士的用意，宋代诗人辛弃疾的名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描写的就是秋季点兵的场景。
帝王亲临的阅兵又称“大阅”。举行演武大阅等军事展示，其核心目的不仅是检阅部队或震慑对手，用严格的礼仪框架展演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无序的暴力为有序的礼法所规训和呈现，更在于构建与维护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政治秩序，其流程是皇家威仪的体现。汉代皇帝大阅，需乘坐名为“戎路”的战车，以白马牵引，皇帝亲自持弩射猎祭祀用的牲畜。仪式中，由兵官演练孙吴兵法中的64种阵法。
盛唐时，皇帝讲武在冬季的长安城外，仪式核心是操演阵法。经过皇帝首肯后，兵部负责挑选将帅士兵，并请相关衙门平整场地，腾出一块1200步边长的方形场地用于阅兵。阅兵场地四周设门，场地内设置六军营区，上军居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每个军阵相隔300步。每50步设立一根标杆，一共五根，为参与阅兵的军阵指示方位。在北厢另外平整出一块坐北朝南的场地，作为皇帝停车阅兵的观礼台，提前三日就要在此设立大帐和御座。
接受检阅的官兵提前一天在场地内集合，军阵肃穆，将士们在各自方位和旗帜下集结，不得喧哗。场地中央和四周树立五色牙旗，旗鼓甲仗也准备齐全。将领穿戴盔甲，骑马入场，演练阵法，一如作战。等到讲武当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将士就已做好准备，五刻穿甲列阵，各个阵列的统帅在军旗战鼓下就位。皇帝车驾也在天不亮的时候出宫，经过敲鼓三通，到达阅兵场地。皇帝身穿武弁之服，兵部尚书身穿盔甲，到达大帐。侍臣、文武百官各自就位，各州地方官和外邦宾客亦有观礼位置，并需在皇帝车驾到达时跪拜两次。鼓角之后，将士也对皇帝行礼。
大将宣誓道，“今行讲武，以教人战，进退左右，一如军法，用命有常赏，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士卒士气为之一振。随后，东南西北各阵摆出阵型，听从军旗和鼓角的军令，多次变换阵型。各阵又选勇士50人，持长刀盾牌在军前挑战厮杀，虽然“皆不得以刃相及”，也不得过度追击，但贴身肉搏，紧张感十足。经过五种阵型操练，全套阅兵结束。可见，古代“大阅”的功能融合了对内的秩序展演、对外的战略宣示以及对己的实战检验，是武力与文治理想在仪式场域中集中的视觉化表达。
早期的田猎，在山林原野中训练军队的机动、围捕和协同能力；当战争来临，统帅在军阵前宣读檄文，声讨敌人罪状，颁布战场纪律，以师出有名；天下太平后，大阅升格为国家的仪式典礼，向四方展示壮盛军容。从偏向实用性的田猎练兵，走向象征性的礼制展演，军事力量被古人逐步纳入礼仪框架之中，以期实现“化干戈为玉帛”的理想状态。
（责任编辑：于溟跃）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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