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一份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作战方案，代号“铁桶计划”。
按照计划，国军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瑞金为圆心，在半径150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严密包围圈，各参战部队在指定时间同时合拢。
以这套方案的推进节奏，国军每天推进一华里就建一道铁丝网，每推进十华里就修筑一道碉堡线，逐步压缩苏区范围，最终将红军主力困死在包围圈内。
当时中共中央仍然命令红军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已经消耗了大量兵力和物资，苏区面积不断缩小。
如果“铁桶计划”按部就班地执行下去，中央苏区和红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好在庐山会议刚结束，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官员莫雄便连夜赶回德安，把整套绝密文件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刘哑佛和卢志英。
莫雄虽然身在国民党军中，但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长期同情革命，与中共特科保持秘密联系。
整套文件重达三四斤，里面详细列出了参战部队的番号、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路线和指挥机构设置。
项与年拿到文件后，与刘哑佛、卢志英连夜用密写药水将情报要点密写到四本字典上。
在抄录情报的同时，他们通过秘密电台先向中央苏区发出了“铁桶围剿”计划要点的急电，让瑞金方面尽早掌握敌军的总体意图。
随后，三人商定由项与年亲自将情报送往瑞金。项与年是福建连城人，熟悉赣南山区环境，会讲客家话，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多是客家人，路上便于应对盘查。
他扮成教书先生出发，选择了一条从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山区、再直插兴国和于都到达瑞金的路线。
最初几天还算顺利，但进入泰和县山区后，情况比预想的严峻得多。
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发现可疑之人立即逮捕。
项与年只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靠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白天躲藏，夜间赶路。
经过多天跋涉，38岁的项与年变得骨瘦如柴、满脸胡须，衣服被荆棘挂得破烂不堪。
当他到达兴国一带时，敌人的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了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青壮年一接近就会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
因此，继续以教书先生的身份通过关卡已经不可能了。
项与年反复思考后做了一个决定，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对着自己的嘴巴连砸几下，敲掉了四颗门牙。
第二天，他的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形，头发蓬乱，加上早已破烂的衣服和满身的酸臭味，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
他把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讨来的发馊食物，赤脚下山前行。沿途敌军哨兵见到他的样子，很远就捂住鼻子把他赶走，没有人愿意靠近检查。
1934年10月7日，项与年终于混过敌人层层哨卡，到达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
警卫人员最初把他当作普通乞丐拦在门外，但他坚持要见周恩来。
当周恩来和李克农接过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人就是曾经共事多年的项与年。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进行认真分析研究。
这份情报送到的时机非常关键，中央红军原定的突围转移时间是10月底到11月初，按照1934年7月制定的“八九十月季度计划”安排的。
但“铁桶计划”显示的合围时间比这更早，如果等到原定时间再行动，红军可能已经陷入合围难以脱身。
情报到达后，临时中央负责人充分意识到必须抢在敌人包围圈合拢之前迅速跳出，随即决定加紧进行战略转移。
接到情报三天后，中革军委发布了立即进行长征的命令，红军出发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大约半个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10月16日晚，经过集结整编的8.6万多名红军开始夜渡于都河，踏上了长征之路。
此时距离庐山军事会议结束还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军队的“铁桶”包围圈尚未完成合拢，红军主力已经跳出了这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11月10日瑞金陷落时，中央党政军机关撤离已经整整一个月，红军主力正在向国民党的第三道封锁线突进。
项与年送出的这份情报，改变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时间表。
如果没有这份情报，红军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底到11月初才开始行动，面对已经基本合拢的包围圈，能否成功突围将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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