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发展导弹的决策历程研究

10月8日，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太空”发布《中共中央发展导弹的决策历程研究——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以下为全文：

2026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来，中国航天事业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由一个落后国家成为航天大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的航天事业在载人航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月球探测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在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们特别怀念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作出历史性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等。是他们在国家经济技术基础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果断作出研制导弹、进军太空的战略决策，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制定了目标、规划了路线，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中央关于发展导弹事业的战略决策，是中国航天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国防科技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没有党中央的决策规划，就不会有中国导弹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更不会有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

一、酝酿起步：军队领导人在与钱学森的互动中坚定信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便曾酝酿过发展尖端武器的相关事宜。1952年在制定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纲要的过程中，曾派人向有关科学家征询中国发展导弹、原子弹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并征求过苏联专家的意见。

然而，受当时我国经济技术水平落后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此项工作未能开展起来，只是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曾经有过火箭研制经历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55年10月归国，一直思考研制尖端武器的中国军方领导人开始了与钱学森的一系列交流互动，并从钱学森那里得到了“中国人能够搞导弹”的肯定答复。

（一）陈赓与钱学森的世纪问答成为中国导弹事业的序曲

1955年11月25日，奉彭德怀元帅之命特地由北京赶到哈尔滨的陈赓大将，接见并宴请了正在东北参观学习的钱学森，二人开展了一场被学界誉为“经典问答”的对话。

对此，钱学森曾回忆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后来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

与陈赓的这次会见和问答，钱学森在一次访谈中还谈道：“可见在他心里头，这件事情已经想了很久了。”从钱学森的相关回忆中得知，陈赓是第一个与钱学森讨论搞导弹之人，“想了很久”表明军方领导人很早就曾酝酿过发展导弹之事。

1955年11月25日，陈赓与钱学森的“经典问答”，第一次把“中国人能不能研制导弹”这个话题具象化，并且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成为中国导弹事业的序曲。

（二）彭德怀急切征询钱学森对研制近程导弹的意见

1955年12月26日，彭德怀在病房接见由东北返京的钱学森，同他讨论了发展导弹武器的问题，二人谈话的具体内容可以从万毅的报告中略知。

12月30日，万毅向彭德怀、黄克诚报告说：“军事工程学院教授会任新民、金家骏、周曼殊对研究和发展火箭兵器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和你们的批示转来后，12月27日，我同钱学森商谈过一次，据他说，以彭副主席同他谈时所提打300至500公里的要求，在两年内可以由研究试制到工业生产，但这解决了20％的问题；最重要的飞行自动控制器的80％问题，如无国外资料，自己从头开始，可能需10年，也许短些。”

钱学森的这些看法既表达了坚定的自信，也谈到了导弹武器的复杂性，无疑为坚定军方领导人搞导弹的决心，使其实事求是、科学应对提供了重要意见。

1956年1月12日，彭德怀在会见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时说：“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现在我国工业发展速度也加快了，我们打算研制火箭武器，不知道苏联能不能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图纸、资料。”这是我国军方领导人第一次向外国人披露“我们打算研制火箭武器”这一意向。

毛泽东审阅彼得鲁瑟夫斯基同彭德怀的谈话纪要后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此件值得看一下。”1月20日，彭德怀主持第五十七次军委会议，讨论总参谋部提出的《关于研究和制造火箭问题的报告》并发表意见说：“我同意向中央提出这个报告。我们要解决火箭防空、海上发射火箭等问题。目前即使没有别人的技术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在中央军委例会上提出研制导弹问题并决定向中央进行报告，表明彭德怀此时已下决心：不管有没有国外的技术援助，我们都要搞导弹。

钱学森晚年曾说：“我刚回国那会儿，是彭德怀首先支持我搞导弹的……他之所以对这件事这么着急，我想跟他亲临朝鲜战场，跟美国人打了一仗有关系。他对现代化的战争有亲身的感受。”正是彭德怀元帅对尖端武器的执着，点燃了科学家的心中之火；也是科学家的肯定回答，进一步增强了彭德怀元帅搞导弹的信心。

（三）叶剑英与钱学森对话后向周恩来建议搞导弹

叶剑英元帅是一位军中儒将，他对尖端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有着充分的认识，正因如此，他对研制生产尖端武器梦寐以求。当他听陈赓说起钱学森已经肯定中国人能够研制导弹时，决定要见一下钱学森。

1956年2月的一天，叶剑英宴请钱学森及其夫人蒋英。据叶剑英身边的人描述说：“客人来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

在与钱学森的讨论中，叶剑英问得很仔细，他不仅问及研制导弹所需的人力、物力投入，还询问需要设置怎样的研究机构，以及制定怎样的计划等。钱学森一一作了回答。在与钱学森讨论后，叶剑英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必须及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叶剑英与钱学森的这次会面，直接促成了周恩来总理与钱学森当面交流导弹问题。

自1955年11月至1956年2月，军队一线领导人彭德怀、叶剑英和陈赓与钱学森展开多次交流，实现了军队高级将领与顶尖科学家的良性互动，坚定了军队领导人研制导弹的决心！

二、“一谈”奠基：毛泽东、周恩来讨论发展导弹问题

在与钱学森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军队领导人对研制中国人自己的导弹有了最初的认识并坚定了决心，这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决策发展导弹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195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接见了钱学森；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第一次讨论中国发展导弹的问题，这次讨论成为党中央决策发展导弹事业的最初开端。

（一）周恩来嘱托钱学森写一个发展导弹的建议

周恩来与钱学森的会面，催生了一份发展导弹事业的规划。钱学森在回忆中并未提及与叶剑英、周恩来谈及导弹问题的具体时间，但1956年2月16日周恩来在陈毅等人的陪同下会见钱学森，并委托钱学森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这一历史事件，则留下了历史记录，这份《意见书》也成为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最初规划。

此前，毛泽东接见了钱学森。《钱学森年谱》记载：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出席政协会议的委员时，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二人是否谈到发展导弹问题，没有看到权威部门留下的相应记载，钱学森的回忆中也没有涉及。

一些论著中出现的所谓毛泽东与钱学森关于导弹等问题的对话，特别是毛泽东大谈钱学森的《意见书》及工程控制论的内容，大多来自文学家的艺术虚构，不足为凭。试问，毛泽东怎么能够在2月1日晚之前，就能看到15天之后周恩来才嘱托钱学森写的《意见书》呢！

新华社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毛泽东接见钱学森的重要历史时刻，有2张照片传世。毛泽东慈祥地注视着钱学森，而钱学森也微笑地颔首以对，分明在传递着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与尖端科学家发自内心的相互信任和理解。这是毛泽东和钱学森二人的一次重要会面，钱学森曾深情回忆：“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

遵照周恩来嘱托，钱学森很快就起草了一份《意见书》，从航空工业的几个部门、航空工业的组织、国内研究现状、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等几个方面，对如何开展导弹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成为党中央决策发展我国导弹事业的一个重要参考。

主抓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一九五六年二月钱学森同志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引起了大家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大家”显然是指中央领导同志。钱学森回忆说：“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这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华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

（二）文献上留下毛泽东审阅钱学森《意见书》的印迹

周恩来非常重视钱学森的《意见书》。2月21日，周恩来审阅了钱学森提交的《意见书》。看完后，他吩咐秘书打印6份。从目前公开的3份影印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4次呈、批的笔迹，这充分表明周恩来对钱学森意见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发展导弹武器这一事业的高度重视。

2月22日，周恩来将一份《意见书》呈送毛泽东审阅，并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呈送件上“今晚谈原子能”一事，《毛泽东年谱》有记载：2月22日晚上，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彭真、薄一波、李富春等。

此时也正是毛泽东为写《论十大关系》而向中央机关和部门进行调研之际。这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是否谈到了发展导弹问题，毛、周二人的年谱等文献都没有留下记载。

笔者以为，这么高的机密事件没有留下资料实属正常。如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研制原子弹决策一事，除了周恩来在前一天即1月14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外，也没有留下相关档案。现有文献上关于会议召开日期的记载，应是根据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而定；毛泽东的大量讲话内容，系采信当事人钱三强的个人回忆。

虽然目前尚未看到2月22日的会议记录，也没有留下毛泽东的笔迹，但我们在周恩来呈送毛泽东的文件影印件上，发现了一处“主席已阅”的字样，应是毛泽东阅后并将文件退还周恩来处时工作人员的记载，这表明毛泽东已审阅了周恩来呈送的钱学森的《意见书》，为当晚毛泽东、周恩来二人“一谈”打下了基础。

（三）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谈”导弹的弦音

周恩来批示的第二份文件，是在呈送毛泽东的同日即2月22日批给彭德怀的：“德怀同志：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可能叶剑英同志已给你做了报告，你先看下，看完给我来一个电话，我有意见需要同你一商。”

从批示中可知：第一，此前，周恩来与叶剑英、陈赓、钱学森等已经就我国研制导弹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讨论，并要叶剑英向彭德怀报告有关情况；第二，周恩来对发展导弹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若干想法且需要与彭德怀商量；第三，之所以急切地要想同彭德怀进行电话沟通，当是为了在晚上同毛泽东谈话交流导弹问题时心里更加有底气。

周、彭二人的通话记录目前未见披露，谈话具体内容不明。但2月25日，彭德怀回复：“总理：在国务院或者国防部领导下成立航空局实有必要。”彭德怀是从领导体制这一层面考虑问题的，这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3月14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

周恩来批示的第三份文件，是在2月22日批给彭德怀的那份《意见书》上于28日再批：“将意见书印发军委各委员和克诚等同志。”这大抵是因为同彭德怀“一商”、同毛泽东“一谈”之后，中央决定研制导弹这一重大问题也需要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知悉。此举也意味着：党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已经作出战略决策，需要军委层面进一步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了！

第四份文件，也是周恩来于2月28日在一份《意见书》上签批的，批示“刘某阅存”四字，其中第二个字经过涂抹，具体为何看不清楚，下方括号中有“少奇”两字。这份文件影印件在各媒体流传比较广。撰写本文时，笔者仔细研判文件上的其他信息，注意到了三枚文件专用戳记。左下角一枚为“总理办公室”章；左下角第二枚为“中央传阅文件”章，出自“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右上角一枚为“刘处文信登记”章，看来，说是给刘少奇的，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

1956年2月下旬，在短短的6天之内，周恩来将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问题的《意见书》呈送毛泽东，又批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军委同志，这是对中国发展导弹问题的广泛沟通和深入酝酿。特别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一谈”，极有可能是毛泽东、周恩来第一次讨论导弹问题，是党中央正式作出发展导弹武器战略决策的重要起点。

三、运筹帷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组建导弹领导机构

自1956年2月中旬周恩来委托钱学森撰写发展导弹的建议规划，到2月22日周恩来将钱学森的《意见书》呈送毛泽东、批给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再到2月28日批给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及军委委员等，在近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发展导弹的问题在中央高层及军委层面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酝酿，正式作出决策的时间就要到来了。1956年3月和4月，成为党中央作出发展导弹决策的重要历史节点。

（一）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中国研制导弹的正式文件

1956年3月6—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彭德怀作《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彭德怀年谱》记载：“报告对建立我国的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全面纲领，对从学术到技术，从常规到尖端武器，从战斗到生活保障装备，从机构、经费到知识分子政策，都明确了原则和要求。”这简短的记录提到了“尖端武器”一词，意味着中央军委中枢机关将导弹研制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彭德怀的报告至今仍未全文公开发表，涉及“尖端武器”的内容我们只能通过第二手资料知悉。据聂力中将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披露：“195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为向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父亲等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展导弹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又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学术界普遍采纳了聂力的这个说法，强调彭德怀这个报告首次在军队高级会议上公开提出研制导弹等尖端武器，它对统一军委领导层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进程：2月2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会议将于3月5日（后改为3月6日）召开，拟请政府系统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出席，毛泽东批复“照办”；3月15日，毛泽东听取了彭德怀有关会议情况的汇报；4月2日，毛泽东审阅彭德怀3月6日的报告并批示：“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可用。中央各同志意见，在他们看过文件后，即会告知你。”

（二）中央军委委托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组建导弹领导机构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事宜。钱学森在会上“作关于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报告”。周恩来发表讲话：“航委在国防部领导下，对外不公开。委员会下设立：一、设计机构；二、科学机构；三、生产机构。成员名单由聂总于本周提出，然后报中央。四五月间去人到苏联谈新武器问题。”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彭德怀、聂荣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彭德怀除提出应参加的成员名单外，还说：“委员会内要设专门机构负责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会议之后，聂荣臻“向周恩来并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新成立的航委，负责导弹研究机构的组建，组织导弹研究与试制工作，通盘协调导弹与航空工业的研制、生产的方针、方向等问题。报告还附呈了委员会成员名单。”

这次会议，大概就是钱学森所说的“又在西华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也就是说，1956年3月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一次关于“决定”研制导弹的重要会议。

40多年后的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丁衡高上将作为“组织实施研制‘两弹一星’工作主管部门代表”，在介绍“两弹一星”的研制情况时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于1955年1月、1956年3月先后作出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这里所说的1956年3月“作出研制导弹的战略决策”，应该就是指1956年3月14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

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在一线工作的军委领导基本达成了共识：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导弹，且该事项很快将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流程。正如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将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样，周恩来也将3月14日会议的相关文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

由此可见，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讨论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事宜的中央军委会议，是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导弹事业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具有重要地位。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报告

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了能够统一地和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说明“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目前，我们尚未从相关文献中窥见毛泽东对于此议的具体反应，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的相关举措却清晰地留存于历史记录之中。

4月12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会议讨论并批准周恩来提出的成立两个委员会的报告及所附两个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航空工业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主任：聂荣臻；副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委员：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秘书长：安东（兼）。从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到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周恩来报告，标志着航空工业委员会正式成立。

195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彭德怀主持召开第六十三次军委会议，聂荣臻就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问题提出报告，并对军队开展军事科学研究问题发表意见。

彭德怀在讨论聂荣臻的报告时说：“首先肯定火箭武器必须搞，一是搞防空火箭，二是搞地对地火箭。第二步再搞导弹（原子弹头）。”当天，国防部办公厅下发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对外不公开），直属国防部，并附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的名单。

1956年4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关于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报告。这一举措在组织层面确立了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导弹重大决策的关键环节。

四、进军号令：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搞导弹的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后，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迅即开展工作，于1956年4月17日主持召开航空工业委员会首次会议，研究了航委的方针、任务及工作程序等问题。

在5月26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搞导弹的决定。这一决定标志着党中央发展导弹事业迈出了关键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成为党中央发展导弹这一伟大决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一）聂荣臻界定航空工业的内涵和发展方向

1956年4月18日，聂荣臻将4月17日航空工业委员会首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向周恩来、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提出了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方针与任务：“研究确定与掌握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支持与保证、检查与督促航空工业任务的贯彻执行，研究解决工作进行中的重大问题，并且密切各方面的联系，以求得相互协作与广泛的支持”；（二）界定了航空工业的内涵和发展方向：“主要是指飞机和火箭、导弹的生产”“应首先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和制造。首先要研究制造短、中程的火箭、导弹”；（三）明确了“为争取以最大速度、最短时间进行火箭、导弹的研究、设计与生产”拟立即着手进行的几项工作：建立组织机构，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建一个局，进行日常的组织与行政管理工作；以钱学森领导的力学研究所为基础，抽调必要的人员组成导弹研究院；调集适于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各类技术人才；在各工业大学内建立专业科系培养相关专业人才；赴苏联进行谈判以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

根据航委第一次会议讨论研究的结果，聂荣臻于1956年5月10日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二战后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导弹事业特别是近5～6年中发展颇为迅速的基本情况，明确提出：“考虑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工作规模巨大，以及我国国防上的急需，必须立即开始导弹技术的研究、试造与干部培养工作。”

聂荣臻的这个报告，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决策的深入论证和具体细化，是对中共中央指示的全面贯彻，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国务院层面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的思想。

（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搞导弹的决定

1956年5月26日，彭德怀主持有军事工业部门领导人、科学家参加的第七十一次军委会议，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钱学森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聂荣臻提交的《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会议决定立即成立组织机构，调配干部，派人出国学习。

周恩来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导弹研究工作发展的方针；组织问题；派人到苏联学习和聘请专家问题；房子调动问题；关于收集人才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应当是采用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要说服更多的人，都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究工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

1956年5月26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是一次参与范围较广的会议，除军队领导之外，军事工业部门领导人和科学家也参与其中。

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这是中国导弹事业决策和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重大决策后，首次在较大范围内公开党中央关于发展导弹的决定，是党中央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发出的向导弹事业进军的号令。

（三）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防尖端事业发展方针

在导弹事业起步之初，若能获得苏联的援助，无疑是一条能够迅速实现突破的有效路径。为此，中共中央以官方名义向苏联提出了援助请求。

1956年9月13日，苏共中央回复说：在中国建立导弹事业，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人才的培养，从l957年的新学年开始，可以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

这是经过政府高层反复磋商交流的结果，用聂荣臻的话说：“较我们原提要求相距甚远。按照这个步骤，估计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在我国进行导弹的研究、试制和生产。”

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彭德怀作出重要指示：“搞科研不同于打仗，要尊重科研规律”“五年搞不出名堂不批评，十年搞不出来也不摘牌子”。聂荣臻出席大会并宣布：“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

从此，中国集聚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在钱学森的带领下，年轻的中国航天人迈出向导弹技术进军、研制导弹的重要一步。

历史的车轮转眼来到1986年—我国发展航天事业30周年。6月6日下午，张爱萍、钱学森、任新民、梁守槃、黄纬禄、梁思礼、庄逢甘等前去看望聂荣臻，聂荣臻和大家一起深情回忆中国航天30年辉煌历史，总结30年经验。

钱学森说：“我们航天工业部、七机部、老五院有光荣的历史。这个历史正式开始是1956年10月8日。那天下午在车道沟借来的一个医院开大会，聂总亲临大会，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啊，大家记住啊！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事啊！大家要记住，老人要记住，也要让后来人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从此，中国航天队伍建立起来了，中国人开始迈出研制导弹的步伐！巧合的是，1956年10月8日这一天，正是钱学森归国一周年的日子。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召开，这是把党中央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策落地的一个重要举措。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召开之后，聂荣臻于10月15日向周恩来并彭德怀写报告说：“只有自己积极动手，才能取得经验和成效，也只有自己先搞起来才有可能获得国外的支援。”报告提出：“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

报告指出：“建议请批准上述方针，一方面争取与苏联谈判，同时积极筹建此项工作不宜再迟。”周恩来10月15日批：“即送主席、刘、朱、陈、邓、德怀核阅。拟予原则同意。”10月17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都圈阅同意。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建院方针，该方针后来成为中国国防尖端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

正是由于这个方针的正确指引，在苏联先是提供援助、后撤走全部专家的情况下，中国的导弹事业并没有中断，而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五、结语

1956年是新中国决策、规划、起步研制导弹的重要一年，是继1955年1月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后的又一次重大战略决策。

经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紧锣密鼓的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和举措，为中国发展导弹事业和向太空领域进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制定了科学的发展方针。

这一重大决策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它历经了长时间的精心酝酿，跨越了几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节点的背后，都凝聚着反复的研究和探讨；这一决策的每一个环节，都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而其中的每一天，都注定要载入中国航天历史，载入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广大航天人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不懈奋斗，实现了新中国导弹事业零的突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1960年11月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仿制的“1059”导弹（后命名为“东风一号”），结束了中国人不能生产导弹的历史。

1964年6月29日，成功发射了“东风二号”导弹，标志着中国的导弹事业从此走上了自主研制的道路，装备部队后迅速形成了战斗力。

1966年10月27日，随着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成功，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1970年4月24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的序幕。

1980年5月，“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飞向太平洋。

1982年10月，潜地导弹“巨浪一号”发射成功。

1984年4月，试验通信卫星成功上天。

中国“两弹一星”的相继研制成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构建起了强大的战略核反击能力，铸造了坚强的核盾牌。

经过70年的拼搏与奋斗，中国航天事业先后取得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北斗导航、月球探测等里程碑式的历史性成就，正在从一个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中国航天正成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