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
深圳，罗湖。
“罗湖这一片，场子多少家。”
“二十来家。”陈哥说，“游戏厅、录像厅、台球房、歌厅，都算上。”
“你手里几个。”
“两个。”陈哥说，“一个游戏厅，一个录像厅。游戏厅十二台机器，一个月出万把块。”
“看场的几个。”
“四个。”陈哥说，“一个兄弟一个月一千二，管吃管住。”
陈哥在罗湖做了六年。他那个游戏厅开在湖贝路边上，门口两级台阶，玻璃上贴着一排字。
宝安那边还有一个老袁，手里一间歌厅，八个包房。
“老袁那间一个月出多少。”
“好的时候两万。”陈哥说，“差的时候七八千。”
加代在深圳的东西不多。一间表行，一个帕斯厅，都在罗湖。这些老板过年过节的酒，多半是在他那张桌上喝的。
“加代跟这些老板是什么关系。”
“没关系。”陈哥说，“他不抽我们的钱，我们也不给他交钱。街上出事了，大家愿意找他。”
一九九二年，深圳的火车一列一列往南边拉人。站台上下来的人，一天两万多。关外那些盖了一半的楼停在那里，挖开的土堆成一片一片，没人管。
五月初八，关大勇从外地带人进了深圳。
“多少人。”
“二十来个。”陈哥说，“在布吉租了一个院子，一下租了半年。”
“干什么的。”
“不知道。”陈哥说，“听口音是北边来的。”
关大勇三十七八，大个，肩膀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他手下有一个能打的，姓孙，外号铁牛，一米八几，胳膊比一般人粗一圈。
五月初十夜里，南头一间台球房出事了。
那天夜里十一点，台球房里还有三桌人在打。进来六个，走在头里的就是铁牛。
“老板呢。”
“在里头。”
台球房老板姓康，四十六。他从里屋出来，看见那六个人，先递烟。
烟没递出去。
铁牛一只手把康老板往墙边一推，康老板后脑勺磕在柜子角上，蹲下去了。看场的两个人上来拦，一个被抱起来扔在台球桌上，桌子塌了半边；另一个被人按在门口的地上，脸贴着水泥。
打球的客人从后门走光了。台球杆散了一地，白球滚到门槛底下不动了。
前后两分钟。
“从明天起这间房我们看。”铁牛说，“一天交五十。”
“我要是不交。”
“你今天晚上就别锁门。”铁牛说，“门锁了也白锁。”
第二天夜里，湖贝路的录像厅也一样。录像厅的凳子掀翻了一片，正在看片子的人跑了出去，门口那块帘子被人扯下来踩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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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间小场子，两天，就这么换了人。
第三天，陈哥到了加代的表行。
“哥。”
“咋了。”
“南头那间台球房是老康的，湖贝路那个录像厅是小舅子的。”陈哥说，“两天没了两家。”
“谁干的。”
“布吉来的那伙人。”陈哥说，“带头的姓关，叫关大勇。”
“他们多少人。”
“二十来个。”陈哥说，“动手的就六七个，挺横。”
“老康人呢。”
“在家躺着。”陈哥说，“后脑勺上缝了三针，看场的两个一个胳膊抬不起来，一个鼻子不对了。”
“医药费多少。”
“六百多。”陈哥说，“他自己出的。他说不敢报，怕人家回头再来。”
加代那天没说话，从抽屉里点了一千二，让陈哥带过去。
“哥，这钱——”
“先看病。”
又过了三天，罗湖和宝安一共四家场子收到了话。
“一个月三千。”
“凭什么。”
“凭我们从北边带了二十个人来。”来的人说，“你们这条街上原来那套，从下个月起换。”
“换什么。”
“换规矩。”
到五月底，有四家交了。有一家是宝安的小台球房，一个月挣不到四千，交三千。
“老袁那边呢。”
“没交。”陈哥说，“他说等代哥一句话。”
六月初二，加代让江林去布吉送了个信。
“一句话，摆一桌。”
“在哪儿摆。”
“罗湖那家酒家，雅间。”加代说，“让他带人来。”
“带几个。”
“他带几个都行。”加代说，“我们这边三个。”
那桌讲数酒花了三百八。凉菜四个，热菜六个，一瓶白的，两瓶啤的。
关大勇来了，带了四个人，铁牛在后头站着，没坐。
“加代先生。”
“关老板。”
“我听过你的名。”关大勇说，“都说你讲规矩。”
“我讲。”加代说，“你讲不讲。”
“我比你更讲。”关大勇说，“我这人从北边过来，走到哪儿都把话摆在桌上。”
“那你说。”
关大勇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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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边带了二十个人过来，都是跟我吃过苦的。”关大勇说，“到深圳没吃没喝，我得给他们找饭。”
“找饭可以。”
“找饭就得有场子。”
“场子有主。”加代说，“南头那间台球房，是康老板一九九〇年盘下来的，他借了三万块。”
“那我不管。”关大勇说，“我来了，他让了。”
“你说你讲规矩。”
“我讲。”
“讲规矩的人，不抢。”
关大勇笑了一下。
“这条街上二十二家场子，有几家是自己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关大勇说，“我打听了，一半是从别人手里接的，接的时候也没问过谁。”
“接是花钱接的。”
“钱我也出得起。”关大勇说，“加代先生，深圳这地方，本来就是外面来的人做起来的。你也是外面来的。”
“我是外面来的。”
“那你凭什么说我不该来。”
“我没说你不该来。”加代说，“我说的是，场子有主。你不打招呼就占，这不叫来，这叫抢。”
“行。”关大勇说，“那我们换个说法。你划个道。”
“七月十六，下午四点。”加代说，“城郊秀东那片废工地，中间一块平地。”
“多少人。”
“各出十五个。”
“拿不拿东西。”
“不拿。”加代说，“趴下的算输，站着的算赢。输的一边，退出深圳，往后不来。”
关大勇用手指敲了两下桌面。
“十五个。”
“十五个。”
“行。”
“还有一条。”加代说，“打完了就完了。不管谁输，两边的人不许在街上再动手。”
“行。”关大勇说，“加代先生，话是你说的，你记着。”
他带人走了。
陈哥在另一张桌上坐着，等人走了才过来。
“哥，他会守吗。”
“他不会。”
“那还约。”
“约了，他就得认这句话。”加代说，“不认，他底下那些人先不认他。”
“他要是带三十个呢。”
“那他就把话说漏了。”加代说，“桌上八家老板都听见了。”
“哥，我们这边十五个，顶得住吗。”
“顶不住也得顶。”加代说，“那天你和老袁的人一个都别带，站在西边看着。”
“看什么。”
“从头看到尾。”
七月十六之前那半个月，陈哥那边来了消息。
“关大勇在布吉的院子里，天天有人进出。”
“多少。”
“看着不少。”
“看着多少。”
“三四十。”陈哥说，“进进出出，看不出数。”
“我们这边多少人。”
“二十二个。”江林说，“动手的十五个，另外七个看车。”
“行。”
七月十六，下午三点半，加代到了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