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起的时候，陈建国正在阳台上收衣服。杭州三月的风还带着湿冷，他一只手夹着晾衣杆，另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那只屏幕已经裂了两道缝的旧手机。

“喂，哪位？”

“是陈建国吗？你妻子找到了。”

晾衣杆“哐当”一声砸在瓷砖上。陈建国愣在原地，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人往他脑子里塞了一窝蜜蜂。十四年了，他等这个电话等了十四年，可真接到的时候，他嘴唇哆嗦了半天，只憋出一句：“你……你说什么？”

对方是临平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有个女人在站里住了快十年，精神时好时坏，最近清醒的时候反复念叨“杭州”“陈建国”“艮山门”这几个词，他们比对了失踪人口数据库，找到了他。

陈建国挂掉电话，在阳台上蹲了很久。楼下的桂花树还是他和赵敏结婚那年种下的，现在树冠已经遮住了半个阳台。他想起2008年那个闷热的夏夜，赵敏穿着那双红色塑料拖鞋，摔门而出，楼道里回荡着她最后那句话：“陈建国，我受够了！”

那天他们为什么吵架？他记不清了。好像是为了钱，好像是为了她总往娘家跑，好像是为了他那天喝了酒。只记得她出门时只带了手机和钥匙，钱包都没拿。他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去楼下转一圈，消了气就会回来。可那一夜她没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月、一年……再也没回来。

他报了警，贴了寻人启事，跑遍了杭州周边的救助站、精神病院，甚至去过两次安徽——赵敏老家那边有人说见过她。每次都是满怀希望地去，灰头土脸地回来。后来连赵敏的娘家人都放弃了，说“这丫头怕是没了”，只有他还每年往派出所跑，更新一次信息。

去临平的路上，陈建国把车窗摇下来，风灌进来，吹得他眼睛发酸。他在想，赵敏这十四年到底怎么过的？她为什么不回家？是恨他，还是根本忘了自己是谁？

救助站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院子不大，铁门刷着蓝漆。工作人员领着他穿过走廊，停在一间活动室门口。透过玻璃窗，他看见一个穿灰毛衣的女人坐在窗边，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正对着窗外的樟树发呆。

她瘦了很多，头发花白，背微微佝偻着。可那个侧脸，陈建国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推门进去，脚步声惊动了她。她转过头，眼神先是茫然的，然后像水波一样晃动起来。

“赵敏。”陈建国喊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嗓子像被砂纸磨过。

她盯着他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没有声音。然后她突然低下头，把手帕展开又折起，折起又展开。陈建国走近两步，看见那手帕上歪歪扭扭绣着两个字——“回家”。

工作人员在旁边轻声说：“她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记得，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给她取了名字叫‘平安’。后来慢慢恢复了一些记忆，就总念叨艮山门。她手帕上这两个字，绣了拆、拆了绣，绣了快三年。”

陈建国蹲下来，平视着赵敏的眼睛。她眼里有泪光，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陌生。他伸出手，想碰碰她的手指，她却猛地缩回去，把手帕紧紧攥在胸口。

“你……你还认得我吗？”陈建国问。

赵敏歪着头，像在辨认一件很遥远的东西。过了很久，她轻轻说：“你……你是不是那个，跟我吵架的人？”

陈建国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他点头，使劲点头。赵敏又说：“我那天走了很远，走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后来就不记得了。他们说我晕倒在路边，被人送到医院，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顿了顿，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我总记得有人会来找我。可我等了很久，都没人来。”

陈建国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他想说“我找了”，想说“我一直在找”，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十四年，四千多个日夜，他以为自己是那个被抛弃的人，可原来她也在等，等一个她根本说不清的人。

那天下午，陈建国把赵敏接回了家。楼道还是那条楼道，桂花树还是那棵桂花树。赵敏站在楼下，抬头看了很久，突然说：“这树……是不是开黄花？”

“对，桂花。”陈建国说。

“我好像记得这个味道。”赵敏伸手摸了摸树干，嘴角有了一个模糊的弧度。

晚上，陈建国煮了两碗片儿川。赵敏坐在餐桌前，拿着筷子，吃得很慢。吃到一半，她突然停下来说：“你以前烧面，总放太多盐。”

陈建国一愣，然后笑了：“是，我手重。”

赵敏也笑了，笑得很轻很浅。窗外的桂花树在风里沙沙响，厨房的灯泡还是十四年前那个，光晕昏黄，照着她花白的头发。陈建国低头吃面，眼泪掉进碗里，和着汤一起咽下去。

他知道，赵敏可能永远也变不回从前那个赵敏了。她忘了很多事，忘了他们怎么认识的，忘了他们一起走过的那些年。可她还记得艮山门，记得桂花树，记得他烧面放太多盐。

有些东西丢了，有些东西还在。日子还长，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