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昭抡
曾昭抡是中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的先驱者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建人之一，中国科学事业卓越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他长期从事国防化学、无机化合物的制备、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和分析、有机理论方面的计算、分子结构以及元素有机化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昭抡自小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教育，少年时在雅礼大学堂和清华学校接受了西式教育，对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启蒙思想有了初步领悟。留学麻省理工学院期间接受了全面系统的科学教育，掌握了近代科研究基本思想和方法，接触了当时化学研究新成果，为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化工系创建于1888年，是美国第一个也是西方最早的化工专业。曾昭抡的导师萨·莫利肯、化工系主任沃伦·刘易斯、化学系主任弗·凯斯等，均为著名化学家，他们的研究思想与教育方法对曾昭抡有深刻的影响。
曾昭抡
人物生平
1899年5月25日，曾昭抡出生于湖南湘乡，其父曾广祚为曾国藩胞弟曾国璜之孙。
1912年，考入长沙雅礼中学。
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国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先学化工，再学有机化学。
1926年毕业，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有选择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属有机分析化学成果。
1926年—1927年，任广州兵工试验技师。
1927年，曾昭抡参与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创立，1930年10月，曾昭抡被聘为该院化学研究所顾问。
1927年—1931年，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工系主任。讲授国防化学课程，包括《炸药化学》《炸药制备》《炸药分析》《毒气化学》等。
1931年—1937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
1938年—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讲授《有机工业化学》《高等有机化学》 [6]《有机化学》《国防化学》《燃料化学》《无极工业化学》《有机分析》等课程。
1939年7月至10月，他率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友组成的“西康科学考察团”考察西康省，行程3000余公里，考察了西康地理、气候、植物、资源、交通等多方面状况。
1947年9月—12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英国访问、讲学。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3月后任中国科联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
1950年12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
曾昭抡与妻子俞大絪留影
1952年12月任高教部副部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1958年，曾昭抡在武汉大学开创了中国的元素有机化学学科。
1958年—1967年，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曾昭抡深受迫害，1967年12月8日，在武汉逝世，享年68岁。
主要成就
在有机理论方面，曾昭抡和孙承谔等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指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只需将原子半径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化合物的沸点。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点的公式；在分子结构方面，测得四氯乙烯的偶极矩为零，证明了该化合物有对称结构。还测出了已二酸的偶极矩为4.04D，并推断该酸有桶形结构。
曾昭抡在制备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卤代物方面，在谷氨酸、醌、有机氟化物及有机金属化合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制备胺类化合物、盐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以及合成甘油酯方面，也做了研究工作；对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提出了改进意见；曾昭抡还做过炸药化学研究。此外，曾昭抡对化学名词、化学文献和化学史等方面也做过研究。
截至1967年12月，曾昭抡共发表论文、评论、专稿、游记、科普文章等近600余篇，编著论著17部、译著3部，科技新闻1000余条，科学文摘数万条，编辑或主编多种科技报刊、综合性报刊或报刊专栏，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涉及化学、科学、教育、军事、国防、政治、经济、新闻、文化、旅游、民族、地理等多个方面，散见于100余种书籍报刊中，其代表论著有《抗战期间我国兵工业之进步》《抗战以来之我国化学工业》《兵工业所用的金属材料》《炸药工业发展的过程》《怎样建立国防工业》《炸药制备实验法》《化学战争通论》等。堪称中国现代学业精深、知识渊博、深有影响的教育家、化学家和科学大师之一。
蒙冤离世
1944年，曾昭抡在昆明加入民主同盟，算是早期的民盟成员之一。这一思想的转变与行动，为他日后成高教部副部长铺就了阶梯，当然也为他的倒霉直至身死埋下了伏笔。
1957年7月，“六教授事件”爆发，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分子，遭革职后，除了被迫登上“斗鬼台”接受批判，便是躲在家中痛苦地进行“反省”。遵循上级的指示精神，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迅速张贴了大量批判曾昭抡“反动言行”的大字报。曾昭抡的苦痛并非仅仅源于官职的丧失以及遭受的批斗与侮辱，更在于那寻觅接收工作单位的艰辛与无法继续工作的焦虑。
1953年，63岁的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此时的李达与毛泽东仍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也正因了这层关系，李达没有把其他的高官大员，特别是中南局、湖北省和武大党委领导班子放在眼里。正是李与毛这种特殊的背景和关系，才使李达在故交曾昭抡倒霉，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时，敢于顶风排浪，不顾“六教授事件”的影响和从上到下掀起的喊打之声，力邀曾昭抡到武大任教。
1958年4月，在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后，曾昭抡告别爱妻俞大絪，怀着沉重的心情只身一人赴武汉大学化学系报到。按上边要求，曾昭抡由一级教授降为二级，并根据“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的原则，武汉大学由一名副校长分工管理曾昭抡的工作，每月谈话一次，听取汇报，并明确告诉曾昭抡“只许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党纪国法伺候。
1961年暑假，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曾昭抡仍摆脱不了心中的压抑与苦闷，加之过度劳累，住进北京阜外医院，确诊为淋巴癌，不得不住院通过采取化学疗法控制病情发展。曾昭抡的爱妻俞大絪闻讯心如刀绞，一方面竭力为曾提供必要的医疗条件；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向病人封锁病情消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病情得到控制，曾昭抡又回到武大任教，从教师和学生中挑选了7名助手研究有机化学的相关课题。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爱妻俞大絪在不堪凌辱折磨中自杀，而武大党委以“参加武大文化大革命”为由，拒绝曾昭抡赴京办理丧事的请求，一对天作之合的恩爱夫妻，在生命的尽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躺在北大燕园的俞大絪尸体被造反派找人拉于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入荒野。曾家的财物全部被造反派没收拉走，住房被他人占领。曾昭抡独自于荒野中翘首北望，含泪祈祷妻子在天堂安息的同时，心中明白，随着妻子撒手归天，自己算是彻底被扫地出门，要做异乡之鬼了。
1967年8月24日，李达被批斗致死。这意味着曾昭抡在武汉大学失去了一直庇护、照顾、支持自己的参天大树。当大树摧折，哲人其萎之时，便是曾昭抡死到临头之日。他很快被隔离审查，并在审查中不断被揪上“斗鬼台”，以“全国大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孝子贤孙”等罪名接受批斗与羞辱。每听到高音喇叭广播，曾昭抡便心惊肉跳，随之被拉出去站台批斗并等待棍棒与铜头皮带的伺候。如此反覆折磨迫害，曾昭抡体内的癌细胞开始大面积扩散转移，死神已经逼近。在越来越疯狂惨烈的批斗与棍棒、皮带锤击抽打中，曾昭抡几次昏倒，从“斗鬼台”上滚下来，然而醒来后，批斗仍按既定计划进行。
在一次批斗中，造反派指着曾昭抡的鼻子恶毒咒骂一阵后，当面揭开了各方人士对本人保密了五年多的“癌症秘密”。站在台上的曾昭抡突闻这一凶讯，全身颤抖，当场小便失禁，从“斗鬼台”滚下来昏死过去。此次重击，曾昭抡一病不起，大小便亦不自知。延至1967年12月8日，曾昭抡在精神苦痛与病魔双重摧残夹击下悄然死去，终年68岁。
因当时最有可能暗中给予曾昭抡一点照顾的助手已被隔离审查，曾昭抡死后，无人收尸，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腐臭。多亏未久曾昭抡有一侄子从外地前来探望叔父，看到了这悲惨的一幕。这位侄儿找了一辆平板车，含泪将曾昭抡已变质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火化，而后将骨灰撒入长江，随水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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