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妈妈家门口，手里攥着那张机票，心跳得厉害。
门是锁着的。
钥匙在我包里，可我愣是没敢掏出来。里头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音，还有油花下去的滋啦声，是妈妈在炒菜。那声音那么熟，那么普通，可我偏偏站在门外喘不上气来。
一年前，我叫林晓慧，是湖南一个小城里最平凡不过的语文老师，三十二岁，未婚，妈妈隔三岔五催着相亲。去非洲支教，是我一时冲动填的申请表，本以为通不过，没想到真就通知我去了。
我妈当时哭天抹泪，说我脑子进水，说那边吃不饱穿不暖，还有战乱，还有野兽。我说是西非，不是战区，她不听，连着骂了我三天。
可我还是去了。
那是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郊外的一所学校，校舍是红泥砖砌的，教室里没有玻璃窗，下雨天风灌进来，孩子们也不挪屁股，就坐在那儿继续念书。空气里有一股潮热的泥土味，混着木柴燃烧的烟。我第一天上课，热得后背全湿，却觉得从来没这么清醒过。
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Kofi。
他是当地雇来帮忙修校舍的工人，后来也兼做翻译，因为他英语和斯瓦希里语都说得好。他三十五岁，个子高，笑起来牙齿很白，说话轻声细语的，不像旁边那些汉子动不动就嗓门冲天。我印象里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一个小女孩从台阶上摔下来哭鼻子，周围乱成一锅粥，就他蹲下来，用手绢慢慢给孩子擦眼泪，轻轻说着什么，孩子就不哭了。
我鬼使神差地问旁边的同事："他跟孩子说啥了？"
同事笑笑说："他说，眼泪是留给真正值得的事的。"
我愣了一下，也跟着笑了。
后来我们越走越近。他带我去集市，教我讨价还价，带我尝烤玉米和椰子饭，带我看日落时整片天空烧成橘红色，红到你觉得眼眶都快烫着了。我们说话，说很多很多，说他的故事，说我的故事，说各自的城市、各自的过去。有一天傍晚在学校围墙边，他递给我一杯甘蔗汁，问我："你在这里，快不快乐？"
我想了很久，说："比以前快乐。"
他点头，没说话，眼睛里有光。
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件事不只是一段异乡情谊。
一年支教结束，我们互相表了心意。他说他愿意努力，愿意想办法，愿意为我们找到一条路。我说我也是。我们没有承诺婚礼，只是都知道，这件事是真的。
回国第三天，我跟我妈开口了。
她端着碗，手停在半空里，就那么僵着。
"你说啥？"
"妈，我在非洲认识了一个人，我们在处对象。"
"哪里人？"
"坦桑尼亚。"
碗"哐"一声放到桌上。
"你是不是在外头晒傻了？"她声音发抖，"那能一样吗？语言不通，文化不通，长得又——你回来嫁这个，你让我以后怎么跟人说？你让我怎么——"
"妈，他是个很好的人。"
"好人中国多的是！你非得跑那么远去找一个？"她站起来，眼眶红了，"晓慧，我跟你说，你敢嫁，我就跟你断绝关系。"
那一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我心里，砸到现在还疼。
我没有哭，就那么坐着。窗外是邻居家的晾衣杆，几件旧衬衫在风里晃着。我忽然想到Kofi说的那句话——眼泪是留给真正值得的事的。
可什么是真正值得的事？爱一个人，值不值？
我没有答案。或者说，我有答案，只是那个答案太重，我还没力气拎起来。
事情就这么悬着。Kofi在那边等消息，我妈这边铁了心，而我，夹在中间，每天晚上对着天花板想，这道题，到底有没有解。
也许很多事情，从来就没有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
也许，所谓长大，就是慢慢学会独自扛起那个你选定的答案——不管它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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