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刚从银行出来，脚步比秋天落叶还沉。
账上最后那点钱，今天也清零了。
三年前我靠着岳父借的二十万，加上自己攒的十几万，在县城开了家建材店。头两年生意还行，谁知道去年整条街要拆迁改造，主干道封了八个月，货压在仓库里，贷款的利息一分不少往外跑。我找了几家工程队想赊账回款，结果对方一家比一家赖，到最后我欠着供应商三十多万，银行那边也催得紧，店没了，房子也抵了进去。
回到家，堂屋里黑着灯。
厨房飘出剩饭的馊味，我媳妇陈秀芬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头也没抬。我拉了灯，她眯了眯眼，就那么看着我，眼神跟看陌生人似的。
"怎么样了？"
"凉了。"我把包扔在椅子上，嗓子干得发哑，"彻底凉了。"
沉默。
电视柜上摆着我们婚礼的照片，那时候她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如今她就坐在照片下面，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比照片里的人陌生了一个世纪。
她放下手机，站起来。
"我妈说了，家里那套房子先借我住。"
我以为她说的是我们一起去住，就点了头。
"我一个人。"她补了一句，声音平得像白开水，"我想，我们还是散了吧。"
我脑子嗡了一下，像有人拿锤子从耳根子上敲了过去。
那天夜里我没睡。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扑腾，偶尔一辆货车轰隆驶过，把整栋楼的玻璃震得微微发颤。我躺在那张弹簧咯吱作响的旧床上，反复想她说那句话时的样子——不哭，不闹，就那么平静，比什么都叫人难受。
我跟陈秀芬是相亲认识的，处了一年零三个月才结婚。她娘家在镇上，父亲是个初中老师，家境一般，但她从小被教得规矩，做事利索，不是那种爱挑剔的人。结婚头几年，她在县城小学代课，我忙着张罗生意，两个人也拌过嘴，但都是些鸡毛蒜皮，没伤过筋骨。
我一直以为，日子要是垮，我们能一起撑。
显然我想多了。
第二天一早，她娘家的大哥陈建国过来了，坐在我对面，喝着我烧的热茶，斯斯文文地讲道理，说什么"现实就是现实，两个人都往前走才是正经的"，说什么"你欠的那些债，秀芬跟着受苦不值当"。
我没吭声，就看着他。
那茶是我早上六点起来烧的，还往里头搁了两颗冰糖，因为我知道他牙口不好，不喝太苦的。
真正让我想通的，是我爹。
老头子六十三了，腿上有风湿，冬天阴天就走路一瘸一拐的。听说我的事，他从老家坐了三个小时班车过来，背着个蛇皮袋，里头装了二十斤自家晒的红薯干和几包咸菜。
他进门第一句话不是安慰我，是问："那些欠你钱的工程队，合同还在不？"
我说在。
他说："那就有办法。"
老头子一辈子没出过什么大息，种地，喂鸡，拉扯我跟我妹读完书，从没跟人借过钱，也没欠过谁一分。在他眼里，债这个东西，欠了就要还，但别人欠你的，也要把账算清楚。
后来在一个做工程的朋友帮助下，我拿着合同去劳动仲裁，最终追回了将近十八万。加上变卖设备的那点，把供应商的货款还了大半，银行那边也重新谈了个还款计划，总算没把人逼死。
陈秀芬最后还是走了，离婚协议上她什么都没要，我也没拦。
现在我在一家建材大市场租了个小摊位，卖瓷砖和地板，本小利薄，但稳。
有时候我爹从老家打来电话，问我吃饭没有，问天气冷不冷，说他家的老母鸡又下蛋了，攒多了给我送来。
我听着听着，鼻子就有些发酸。
嫌贫爱富这件事，说到底，不是什么稀奇的人性，是有些人在还没到最难的时候，就先替自己找好了退路。而留下来的那些人，才是真的把你当家人的。
日子往后还长，人看清了，反而走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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