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晓梅，今年43岁，湖南人，在长沙开了个小卤菜摊。
上个月，我妈打来电话，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晓梅啊，你三姨给你介绍了个退休老师，条件不错，你要不要见一下？"
我握着手机，愣了好半天，才慢慢说出四个字："不……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妈叹了口气，挂掉了。
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算了一下——从33岁那年开始，整整十年，我相亲一百次。整整一百次。每次都精心打扮，每次都满怀期待，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把这个数字来回默念了三遍，脑子里嗡嗡作响，像夏天摊子上悬着的那盏老灯泡，随时要断。
我到底哪里不对？
说起这第一百次，还得从去年冬天那场相亲讲起。
对方是个在建筑公司做主管的男人，叫刘建军，45岁，离过一次婚，有个读初中的儿子。我三叔的邻居牵的线，说这人老实、顾家。
我们约在解放路那家老茶馆，我提前到了，坐在靠窗的位子等他。外头飘着毛毛细雨，茶馆里烧着炭火盆，空气里混着茶叶香和湿棉衣的气味，暖洋洋的。我穿了件新买的藕粉色毛衣，头发烫了卷，还特意去街口买了瓶口红，颜色不深不浅，我对着手机相机照了好几次，觉得还行。
刘建军来了，个子不高，穿着黑色羽绒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坐下来，先扫了我一眼，然后低头去翻菜单。
寒暄了几句，他开口问的第一件事，是我一个月收入多少。
我说，卤菜摊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七八千，旺季还能上万。
他点了点头，然后问：摊子是租的还是自己的铺面？
我说租的，月租两千二。
他又问：父母在哪？身体咋样？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要你帮衬？
我一边回答，一边心里慢慢凉下去——这哪是相亲，这是在审户口本。
茶喝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出去站在门口说了足有十分钟。我就坐在那，看着炭火盆里的红炭，一块一块往下塌，火星子细细地灭掉。
后来他进来，喝了口茶，说："晓梅啊，你这人看起来还行，就是……年纪稍微大了点，我那儿子又正是叛逆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
我喝了口茶，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雨下大了，我撑着伞走在人堆里，脚底的积水漫进布鞋，湿漉漉的。我想，算了，就这样吧。
但是"算了"这两个字，我念了十年，却真的没能算了。
十年里，相亲对象里有公务员、有包工头、有离过婚带娃的、有没离过婚却早已死心的。有人嫌我摊子小，上不了台面；有人嫌我住的是租的房，没根基；有人说我性子太直，不会哄人；还有人——就一个——他当时说"我觉得你挺好的"，结果两周后托媒人传话，说他妈觉得我"命硬"，克夫。
我把这些一件件数下来，越数越觉得荒唐，又越觉得真实。
我去问过我闺蜜桂兰。桂兰比我早一年嫁出去，老公是个修车的，虽说不富，日子过得踏实。她听完我说的，拉着我手叹气："晓梅，你的问题不是哪里不对，是你遇见的人没把你放对位置。"
我当时不懂这话。后来渐渐明白了——我一直在等别人来判断我够不够好，从来没认真想过，我想要什么样的人。
前几天，我妈又来催，我破天荒地问她："妈，你当年咋选的我爸？"
我妈愣了一下，说："哪有那么多选，看顺眼、过日子踏实，就够了。"
就这一句"过日子踏实"，我在心里压了好久。
我那一百次相亲，每次出门前都在想"他会不会看上我"，却从来没认真想过"他是不是个过日子踏实的人"。我把自己摆成一道要被人挑拣的菜，等着别人来翻来覆去地看，却忘了自己也有一双眼睛，也可以翻来覆去地看。
这个道理，我用了十年才想明白。
如今摊子每天还是照开，卤肉的香气飘过整条巷子，早市的人来来往往。我妈那边，我没再说"不去了"，也没说"去"，只是告诉她："妈，下次你帮我打听清楚，他是个什么性子的人。"
她在电话那头，破天荒地没有叹气，停顿了一下，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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