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翠花，在城里做了二十多年的家政，伺候过大大小小十几户人家，啥稀奇事没见过？可我在钱老太太家待的这两年，愣是头一回觉得自己摸不透一个人。
老太太姓钱，住在城西那片新建的别墅区里，院子里种着两棵银杏，秋天一到，满地金黄，好看得很。她儿子在外头做生意，一年到头难得回来几次，就留了老太太一个人住着那栋三层的大房子。我来应聘那天，管家领我进去，客厅里摆着紫檀木的家具，墙上挂着字画，脚底下踩的是厚绒地毯，走路没声音，安静得像个博物馆。
老太太七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藏青色的真丝旗袍坐在圈椅里，见我进来也不站起来，只抬眼打量了我一番，问了两句话便点头叫我留下。工资开得比市面上高出三成，吃住都在她家，逢年过节还有红包，我没理由不干。
头一个月，一切都顺当。老太太口味清淡，早上要一碗白粥配小咸菜，午饭爱吃鱼，晚上吃得少，几片清炒时蔬就够。她话不多，但不刁难人，我扫地拖地叠被子，她从来不挑。我心想，这活儿好，踏实干着。
可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每天下午三点整，老太太会把自己关进二楼那间朝北的小屋，锁上门，一待就是一个小时。我第一次注意到，是端茶水上去找不着她，在走廊里等了半天，才听见那扇门开了，老太太从里头走出来，眼睛有点红，像是哭过。我没敢多问，当没看见，转身下楼去了。
后来发现，这是天天的事，雷打不动。晴天也罢，下雨也罢，哪怕儿子偶尔回来的那几天，也是三点整，准时进去，四点整，准时出来。出来之后，老太太话比平时少，晚饭只动几口筷子，有时候对着窗外发很久的呆。
我好奇，但忍着没问。可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那天下午我在二楼擦窗户，刚好到了三点，老太太进屋锁门之后，我靠近了一点，隐约听见里头有很轻的哭声，断断续续的，像是在说什么话，又像是什么都没说，只是哭。那声音又细又压抑，听得我心里发酸，鼻子也跟着酸了。
我下楼烧了水，泡了一壶老太太平日爱喝的普洱，放在托盘上等着。
四点整，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老太太下来了，眼角果然是红的，但神情平静，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她看见托盘上的茶，稍微愣了一下，然后坐下来，端起杯子慢慢喝。
我鼓起勇气，轻声开了口："老太太，您……那间屋子里头，是放了什么?"
她喝茶的手顿了一下，没有生气，只是过了很久，才淡淡说："放着我家老头子的东西。"
我没再问，但那句话在我心里转了好几天。
老太太的丈夫三年前没的，脑溢血，走得很突然，据说头一天晚上两个人还坐在院子里看星星，第二天早上起来，人就不行了。老太太没有当场哭出来，一直到把后事都料理妥当，送走了所有来吊唁的人，关上门，才病了整整半个月。
那间北屋，是老爷子生前的书房，里头的东西一样没动，连桌上那盒没抽完的烟都在，就那么搁着。
我慢慢想通了——她每天下午进去，不是做什么，就是陪他坐一会儿。
说来，这算是老太太唯一让我难受的地方，不是她叫我做什么，恰恰是什么都没叫我做。那种悲伤她自己扛着，藏得严严实实，也不跟任何人说，包括她儿子。我每天见着她吃饭睡觉，把日子过得整整齐齐，可那一个小时的门缝里漏出来的哭声，让我觉得那整整齐齐的背后空着一大块，怎么填都填不满。
有一回，老太太儿子打电话回来，两个人说了好一会儿，挂了电话老太太就坐着不动，眼神飘得很远。我端了汤进去，她忽然开口，不是跟我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他爸爸走的时候，他在外头，没赶上见最后一面。"
我把汤碗放下，没说话。
"他心里有愧，所以不常回来。我心里也有话，可说了有什么用呢。"
窗外银杏叶子簌簌地落，院子里静悄悄的。
我在钱老太太家干到了第三年头，忍受不了的那个毛病，说到底不是毛病，是一个老人把思念锁进一扇门里，每天准时去还一次债。
我只是没办法，眼睁睁看着，帮不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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