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刘少奇和邓力群的一些故事。
1943年，延安整风进入审查干部阶段。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的同志向邓力群反映说，他们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反面教员”，此人是个女同志，有历史问题，但没有完全搞清楚，他们请邓力群去进行审查。
原来，这个女同志在河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河南又冒出来了一个“忠义社”。这个“忠义社”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复兴社”办的外围组织，也打着抗日的旗号。这个女同志入党以后，搞不清这个“忠义社”到底是什么名堂，出于抗日热情，也参加了“忠义社”，她在加入“忠义社”之前没有向党组织报告，加入以后也没向党组织报告。
后来这个女同志到了延安，延安整风进入审查干部阶段后，她在填写自己的履历表时，写上了这件事情。总学委的人认为这不是个小问题：此人竟然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外围机构，事前和事后都没向党组织报告，这还了得！他们怀疑这个女同志是国民党特务。
邓力群看了相关的材料后，也认为这是件大事，他没作什么调查，就直接找这位女同志谈话，并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但女同志的回答一直令邓力群不满意，邓力群就连续一个星期找她谈话，要求她交代。逼到最后，这个女同志说：“我的问题只能跟少奇同志讲，不能跟你们讲。”
邓力群觉得这个女同志说得有道理，刘少奇在华中局过担任领导职务，开辟过河南的工作，这个女同志在河南的问题要找他谈，也很合理。正好当时刘少奇从华东回延安参加整风，邓力群就去找他，并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刘少奇说：“好，那就让她找我来谈吧！”
此后这个女同志向刘少奇如实谈了自己的经历，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汇报说邓力群对她搞逼供信。刘少奇把事情搞清楚后，立即去问邓力群：“你们除了现有的材料以外，还作过什么调查没有？还有什么别的材料吗？”
邓力群说：“没有啊！”
刘少奇严厉批评邓力群说：“这个人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可是她有问题，还不能肯定她是一个坏人；她是一个有问题的党员，但还没有确证足以肯定她是坏人。两方面都还有问题，需要作调查，还不能作结论。你在没有调查，没有材料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办法向她进攻，这是‘左’倾冒险主义。”
邓力群在晚年回忆这件事情时说：“少奇同志批评得非常尖锐，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印象很深。这次谈话，对我终身难忘。审查人得有证据，才能作结论。”
50年代初，党中央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复杂，急需选择得力的人到中央办公厅协助中央领导工作。刘少奇想到了邓力群，在他的提议下，中央调邓力群回北京，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
邓力群到中央办公厅后不久，上级让他和李波人到刘少奇那里办公。就工作性质而言，邓力群就是给刘少奇当政治秘书。但刘少奇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配秘书。因此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一律没有秘书的称号或者职务。
1998年，邓力群在回忆这段秘书工作的经历时说：“有一次少奇同志召集我们办公室的人开会说：‘你们和我的关系是帮助我做工作，做的工作是秘书性的工作。但是不给你们这些人以什么名义。’很多人说我是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这是不对的。我一直讲，我为少奇同志做过秘书工作，但我不是他的秘书。”
1956年，邓力群跟随刘少奇外出调研，他们在河北了解到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待遇，好的每月能有400多元。刘少奇笑着说：“煤矿井下工人的月工资超过我们的国家主席了，这可是个好事。应该这样办。井上工人和井下工人要有区别，井下工人干得好的和干得差的也要有区别。”
邓力群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为了井下工人的月工资超过国家主席的待遇，他如此高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件好事，这种感情跟我们现在大不一样。少奇同志的那种感情是值得怀念的。他一生的言行，都牢牢地牵连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他坚持一心为人民，同人民采取平等的态度，不愿意自己比人民高出一头，事事特殊。
1966年“运动”爆发后，刘少奇被打倒，邓力群也受到牵连，被扣上“刘少奇的代理人”的帽子遭到批斗。造反派逼邓力群“揭发”刘少奇，但他坚决不“揭发”。后来邓力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身心倍受折磨。
1980年2月，中央为刘少奇的冤案平反。由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运动”中也受到批判，邓力群于1980年6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篇文章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核心思想和当代价值做出了科学评价。很多老干部觉得有了这篇文章，才从根本上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平了反。邓力群本人也觉得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做这件事，内心得到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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