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身上有一个醒目的特点
作者丨马尔维娜·胡塞尔
大约在去世前两个月，胡塞尔曾说：不应当将过去的生活庸俗化｡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什么样的传记能够成立呢？我的这些记录在回忆流中从我的笔尖流出，它肯定是有缺陷的，而且更为肯定的是：它不是文学的，但希望它不是庸俗化的｡
我尤其希望您，尊敬的梵·布雷达神父，会因此而对胡塞尔的生平有更为清楚的了解｡
奥洛穆茨
胡塞尔在文科中学里(奥洛穆茨)是一个差学生，对课程无兴趣，无任何抱负｡但在每年结束时他都如此努力用功，以至于他每次都不必留级｡
在最后一年级时他得知教师会议已经决定：“胡塞尔必须在毕业考试中不及格；他在这些年里耍弄了我们｡”现在胡塞尔怎么办？他首次测试了自己异乎寻常的工作强度：凌晨五点起床，并补习所有那些他还不熟悉的学习材料｡在此期间，数学理论的无比之美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影响｡
高中毕业就这样逐渐临近｡惟有胡塞尔必须参加所有学科的口试｡结束时校长骄傲地对主席说：“督学先生，胡塞尔曾是我们最差的学生｡”
胡塞尔身上有一个醒目的特点，是他对光学的几近狂热的兴趣｡这可能是通过几个学期的天文学学习而得到促进的，但它在胡塞尔那里却是某种完全不可抗拒的东西｡作为年青的大学生，他得到过一个蔡司望远镜，并听从其内心的冲动而对它进行仔细的研究，而后确定在一个镜片上存有模糊斑点｡他立即决定将望远镜寄到耶拿的蔡司工厂，随即便得到当时的经理阿贝教授(大概是他赋予了耶拿这家光学工厂以世界意义)提供的到其研究所工作的邀请，因为“没有一个受过训练的检验者曾发现这个错误｡他肯定会前途无量”｡胡塞尔想要接受邀请，但正如在他生活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做出决定的并非是他自觉到的意志，而是另一个意志｡
对光学望远镜的钟爱一直伴随到他去世｡他身边始终带着一个望远镜，哪怕是在短暂散步的过程中，他拥有所有型号和系统的望远镜｡当我晚上让他注意一个特别的星座时，他会立即放下笔而跑到阳台上去｡
去世前两个月，他希望得到一个新型的望远镜，当我告诉他已经订购了这种望远镜时，他的眼睛烁烁发光｡
莱比锡
莱比锡四个学期的天文学赋予他人生很多东西｡与比他年长八岁的马塞里克的关系是他的第二条生命线的起点｡
马塞里克将这位年青的､而且显然为他十分喜欢的同乡胡塞尔引入七城堡-萨克森的同学会，里面全部都是或几乎全部都是神学家｡胡塞尔与其中的几个人结下了终生友谊｡
↑莱比锡
此外，马塞里克以极为兴奋的方式让胡塞尔注意到弗兰茨·布伦塔诺，他本人是布伦塔诺的学生，并且很愿意让胡塞尔立即与他一同去维也纳，他准备在那里完成教授资格考试｡然而胡塞尔已经把他的灵魂托付给了数学，而哲学这时还不能将他吸引过去｡但布伦塔诺之魔力的推动并未消失，它只是在几年之后才发挥作用｡
柏林
1878年，即两年以后，他离开莱比锡和天文学。教学方式､枯燥的表格计算以及或许还有更深的原因驱使他走向所有科学中最严格的科学：数学，并且走向柏林｡此外，他在那里也找到了一片星空，因为柏林大学当时处在其辉煌的高处，魏尔斯特拉斯､赫尔姆霍茨､本生等等，都是朝向认识之路的天才引领者｡
胡塞尔晚年还乐于谈起，由于当时能够看到和听到这些精神领袖，他的年青的心充满了何等的幸福感与激情｡
对他影响最深刻的是魏尔斯特拉斯｡有一次他曾说：我从魏尔斯特拉斯那里得到了我的科学追求的伦理志向｡
↑胡塞尔夫妇与子女(右侧二人为胡塞尔兄嫂)
他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数学与物理学的学习之中，他将柏林时期视为他生命中最幸福的年代之—｡
诚然，哲学在当时还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虽然他听过保尔森和泽勒尔的讲座，但他的爱始终只为数学所吸引｡
维也纳
遵从其作为正统奥地利人的父亲的愿望，他于1883年在维也纳完成了博士考试，并且在这里完成了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转变过程：他听从马塞里克的忠告去参加了布伦塔诺的讲座，从而他的未来便自行做出了决定｡这在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在完成博士研究和服完兵役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完全就是一个数学家，并且应魏尔斯特拉斯的邀请作为他的私人助教而去了柏林｡
但他在一个学期之后便回到维也纳，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哲学家｡布伦塔诺的周围有一大批聪明热情的学生，他也乐于在讲座与讨论课之外将自己奉献给他们，并常常将他们带回自己家中｡他很快便注意到一个有浅金黄色头发､蓝眼睛､沉思而腼腴的年青大学生(或毋宁说年青博士)；布伦塔诺对他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会邀请他去圣·吉尔根附近的沃尔夫冈湖边共度1885年的长暑假，在那里每天进行哲学交谈､打扑克､划船等等，与他一起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这样就奠定了在一个位于其生命顶端的大师与一位“正在成长者”之间的奇特关系，这个关系一直维续到布伦塔诺去世，而且并未因胡塞尔的所谓“堕落”而受到影响｡(即便有克劳斯一他在布伦塔诺正统派中肯定比教皇本身还要教皇一的那些带有恶意的说明｡)
布伦塔诺对胡塞尔的爱在圣·吉尔根还在下列情况中得到表达：当他的太太，一为极优秀的画家，开始为胡塞尔画肖像时，从未画过画的他会从她手中拿过笔和画板，自己去完成肖像｡而他的—个带有热心柔肠的特别举动是：他将这幅肖像画作为圣诞礼物(1885年)寄给了新娘，连同—封令人感动的信｡(我在这里还要附加著名艺术史家罗伯特·菲舍尔对此肖像的一个评判：“您为有这样一幅漂亮的肖像高兴吧，它的价值不亚于一幅早期意大利画。”)
布伦塔诺像一位父亲一样指挥着胡塞尔下一步的未来计划｡胡塞尔应当去萨勒河畔的哈勒，并且在他的学生与朋友施通普夫那里进行任教资格考试，而后应当立即结婚｡胡塞尔找借口说他还是哲学中的迟钝初学者，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胡塞尔便去了哈勒｡
萨勒河畔的哈勒
施通普夫满怀信任地接纳了他，而且几乎像一个家庭成员那样对待他。他毫不犹豫地开始撰写他的任教资格论文｡施通普夫则带有疑虑地监督着他，让他能够按直线达到目标｡有一次他曾以严厉的语词来接待这位受到惊吓的年青人：“如果您不在四星期之内递交您的论文，您就不要再踏进我家的大门｡”1886年就是这样过去的，1887年7月进行了任教资格考试，论文题目是《论数的概念》，1887年8月6日我们结婚了｡
1887-1901年的哈勒时期对于胡塞尔的精神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各种问题以及与自己的忐忑不安所做的艰苦的内心搏斗，将一块生铁变成了坚硬而贵重的钢材｡他经历了多少绝望！当时他每天都到弗兰克孤儿院去，并诵读刻凿在大门上的题词：以赛亚的诗篇“那倚靠上主的，必从新得力……｡”它成了他的生活箴言｡
1891年在出版了得到重要扩展的任教资格论文《算术哲学》后，他立即想撰写计划中的第二卷｡但正如贯穿在他一生中的情况那样，他的意志屈从于一个他自己并未意识到的更高意志｡因此《算术哲学》的第二卷始终没有写出来，而胡塞尔在一个追根寻底和殚精竭虑的研究中沉浸了十年之久一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那些极为看重他并且极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让他先发表其研究的一个部分的急切劝说，“在我相信已经完成之前，我不会出版”｡
《逻辑研究》于1900年和1901年出版｡
在结束哈勒时期之前，我们还想就我们的人际关系说几句话｡
无论这些关键性的发展年代是多么艰难和搅动着内心，青春力量的财富以及对幸福的渴望还是获得了其应有的权利｡哈勒当时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大学，我只需提及神学系的拜伊施拉克､豪普特､考郗，法律系的封·利斯特､……､路宁哲学系的施通普夫和鲁道夫·海姆､约翰·爱德华·埃尔德曼，数学家中的格奥尔格·康托尔，如此等等｡这个名单要列出来的话会太长，我只想泛泛地说：这里有很高的精神生活水平，而且有许多好的和最好的朋友。我只提三个名字：胡塞尔深情喜爱的施通普夫､汉斯·封·阿尼姆和格奥尔格·康托尔，最后这位是高斯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家，是集合论(数学的一个有极为丰富成果的新分支)的创始人｡他们在有些方面相似，在其他方面则差异极大｡康托尔的住所与施通普夫的住所一样，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家园｡施通普夫是良师､顾问､父亲般的朋友，而当他于19世纪最初几年去慕尼黑时，我们几乎觉得，我们随着他的离开而成了孤儿｡
与阿尼姆的友谊十分美好｡我相信今天已经不再有这种东西了｡我几乎要说：这两位先生命中注定是要彼此互补的｡胡塞尔曾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受过当时一流的精神伟人的教育，而阿尼姆则构成他的对立面：他是那位具有最精致学养的精神科学家威拉莫韦茨·莫伦道夫(Wilamowitz-Möllendorf)的学生｡由此而产生出一个受到神的眷顾的星座：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未受训练的眼睛打开自然科学认识与方法的无穷财富的大门，并且为此而得到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宝藏作为回报礼｡与此同时，在两位朋友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善的同情，它就像一件仙女披风(Feenmantel)一样，一直延伸到我们两位太太这里｡
还有三个亲密的朋友我不想只字不提｡胡塞尔在哈勒找到了格拉斯曼，就像他在柏林找到了后来的物理学家阿尔布莱希特教授一样，这两个人都曾是莱比锡七城堡-萨克森同学会的成员｡两个人都属于我们毕生(无论年轻时还是年迈时)都保持联系的非凡人物的圈子｡
在告别哈勒之前，我还必须讲述格拉斯曼的一个有趣轶闻｡格拉斯曼是一位著名数学家的儿子，这位数学家同时也作为梵文专家而享有盛名｡在提到我们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时，他常常被问及：您是大数学家格拉斯曼的儿子，还是印度学家格拉斯曼的儿子？小格拉斯曼这时会谦虚地眨着眼睛轻声回答说：“我是他们两人的儿子｡”
哥廷根
随《逻辑研究》的出版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一道自己想要的厚实帷幔曾将胡塞尔与世界､与科学的世界事务隔开｡他想在自己选择的孤独中蠃得这样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的缺失曾如此深切地使他感到不安，即有责任意识地成为一位哲学教师｡而他只能在孤独中去蠃得它：“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因此，那块使他在隔离状态中工作的帷幔也被扯碎：在发表《逻辑研究》后他便收到了去哥廷根担任特命讲席教授的邀请，并且很快便开始了他的具有伟大风格的教学活动｡大学的精神温床很长时间以来就已在最高的意义上得到了开垦，并且在自然科学中成为引领者，但在精神科学中也幸运地拥有出色的力量｡惟有在哲学中，自洛采以来正在发生一种衰落｡大学生们是国际性的，尤其是在数学中(希尔伯特､菲利克斯·克莱因等)，对于胡塞尔来说，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学院活动领域｡尽管他坚信并且也一再地对我说《逻辑研究》要过些年才可能起作用，但情况完全相反｡首先“它在慕尼黑”在特奥多尔·利普斯的学生圈中，“像是扔下了一个炸弹”(亨瑟尔教授的评述)，这是今天十分时兴的鲜明比喻｡而从慕尼黑开始了外来学生和年青学者的迁移，他们想来《逻辑研究》的作者这里学习｡我只提一下其中几个名字：莱纳赫､希尔德勃兰特､舍勒､康拉德-马悌尤斯､埃德哈特·施密特等等。
即使哥廷根的讲座和讨论课需要在时间和力量方面有完全不同的付出，这并未影响胡塞尔对其各个问题的继续研究｡在他的精神道路上矗立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山峦乃至群山，它们让他永远无法进行欢庆｡
“胜利之神并未对他发出邀请｡他的成长就是成为沉重的战败者，败于日趋伟大的东西｡”哥廷根的地方氛围完全不同于哈勒｡曾在那里教学与研究过的许多思想家会作为告诫和激励而继续生活在那里｡(伟人来过的地方，就永远被授予了圣职｡)希尔伯特就是这样一个全然奉献给其事业的范例，他很快便在胡塞尔身上看到了相同的伦理志向，并与之结下了让人深深敬重的友谊｡
尽管当时在哥廷根以一般的礼仪社交为最大时尚，而尽管我们并未被排除在外，胡塞尔还是首先将自己奉献给他的学生们，在特定的日子为他们敞开家门｡周日､周三他乐于邀请一､两个高年级学生来家里吃饭｡最常被邀请来的是埃尔哈特·施密特与康斯坦丁·卡拉吉奥多利，前者来自波罗的海地区，是极具才华的数学家，后者是希腊人，有全面的学养，原先曾是工程师以及苏伊士运河与尼罗河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现在卡拉吉奥多利在慕尼黑担任实用数学的讲席教授，施密特在柏林担任数学教授｡这两位年轻人许多年都是我们家里的朋友，而且对孩子们饶有兴趣｡这段交往十分美好､崇高｡
哥廷根的岁月便如此流逝，而1913年是《见念》的出版，即使对于较为亲近的学生而言，它也是一个惊喜｡只有少数几个人跨过了这个不期而至的新思想之流并且达到了彼岸！而战争的爆发也阻碍了人们对《见念》的更快接受，这场战争还影响到胡塞尔对《逻辑研究》第二版的重新加工｡他在1913年1月至1913年4月13日期间便写出了《观念》，他自己说，他“像是在出神状态中(in Trance)”写出了这些书(所以《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是在六周内完成构思的)｡尚未从《观念》清样的修改中得到休整，他便又投入《逻辑研究》，这部书当时已告售罄，出版社急切要求再印｡
这里我想到了在我回忆中的一个空缺，我要尽快填补它，这便是狄尔泰。
狄尔泰是少数几个对《逻辑研究》的影响力做出反应的人｡它出版后，在哲学刊物之丛林中是出奇的寂静，没有书评，只有几封信函｡狄尔泰是少数几位立即认识到“这部著作的划时代力量”，并将此认识毫无保留地告知作者的人之一｡很快他便表示要来哥廷根访问，而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天：老先生的那双闪烁着敏锐精神的小眼睛､他对一个伟大成就的友善承认､他的个性的素朴单纯，所有这些都证明他属于德国研究者中最高尚的类型｡他私下里对我说：
↑哥廷根
“仁慈的太太《逻辑研究》是哲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引导｡这部著作还会经历很多次再版，您要运用您的全部影响，使它不被修改，它是一个时代纪念碑，必须始终将它如其在被创造时的那样保存下来｡”
尽管有此智慧的告诫，胡塞尔仍然还是能够和愿意冒险做出加工的尝试，尤其是对第六研究｡在已经印出四个印张之后，他让人将它们化成纸浆。
我现在要离开哥廷根，不再去谈论布莱斯劳､耶拿和波恩的邀请，因为它们最终也没有结果｡
弗莱堡
与此不同的是弗莱堡，以及去海德堡的同时建议｡那里是除马堡学派之外最有影响的南德意志学派所在地｡
他已近57岁，但他相信，换一个环境，征服这个环境只可能使他生命之流奔淌得更为顺畅｡的确也是如此｡1916年至1937年的这些岁月引导他在陡峭的石径上向上攀行｡他始终生活在无限的理念下，直至其最后健康的日子，他都一直拥有对于他的无限任务而言的无限时间视域｡他越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初学者､一个拓路人，他越是探讨死亡问题，他就越是看不到自己就站在那个无法逾越的､切断了世俗生活的时间边界面前｡对他而言，他的世俗活动是一个来自上方的使命，对此使命的服务构成了他的生活，这个生活不含有任何对未来的担忧｡在他面前，他的任务是无限的，他实现这个任务的追求是无限的｡
他在78岁时开始将他集聚起来的精神习得之力量全部浇注在一部登峰造极的著作中｡此时他却遭受了一个致命疾病的袭击，延续了九个月的苦难生命历程将他引向人生的最高顶端｡无论是谁，都会服从这个从世俗之物到超世俗之物之发展的神圣魔力｡
辞世之夜像是人类生存最深秘密的昭示｡被唤起的是惊异､敬畏､震惊､对最伟大事物的预感，甚至几乎是幸福感——没有眼泪流出，没有苦痛可以报告｡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的面容变得越来越美，闪光的皮肤上看不到任何细微的皱褶，呼吸越来越静谧，女护士俯身向他说“去吧，基督徒的灵魂(Proficiscere anima christiana)”，这时可以听见他吐出最后一口气｡
他像圣者一般逝去——修会的修女震惊地说｡
马尔维娜·胡塞尔｜著，倪梁康｜译
文章选自《埃德蒙德·胡塞尔生平素描》，原载《世界哲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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