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奇怪的大V卢克文前两天发了个微博：“1992—2012这二十年，中国腐败横行……”
对此胡锡进批评他“官方叙事大相径庭”。
本世纪头十年，正好是我做记者的时间。那时候我也写反腐稿件，今天回头看，颇有点历史感，可以拿来聊一聊，2012年前的反腐，究竟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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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第一篇大稿，是2004年的湖北省省长张国光。
张国光是在农历新年之后被正式宣布接受调查的，新年第一枪打得很响。我还记得当时采访了一位党校专家，他对我说，这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
对于一个中国的时政记者来说，这句话已经足够写标题了。
至于什么叫深水区，当时我不知道，估计专家自己也未必知道。但一个省长被查，在当时确实是很大的事情。
到了2004年年底，张国光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法院认定的受贿金额是57.2288万元。
零头抹掉，57的后面，是4个零。比如在成都遇到的少太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张国光的问题小。他牵涉的并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涉及“慕马案”、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背后的吏治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但如果只看金额，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57万元，曾经可以成为一个省长腐败案件中的数字。
2006年，我写过一篇稿子《反腐台风席卷福建》。
那一年，福建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外逃，省委宣传部长荆福生被查，还有泉州市副市长李天乙，以及周宁县县委书记林龙飞等一批县处级干部落马。
周金伙外逃消息出来后不久，福建遭遇破坏力超强的桑美台风，于是我就把台风用到了标题里。
现在回头看，颇像穷作者写霸总文。
霸总开着豪车比亚迪，请我到县城最好的饭店吃鱼香肉丝，吃完再请我喝一杯蜜雪冰城。
没办法，当时就这么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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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所谓“反腐进入深水区”，“反腐台风”，今天看来，只是足浴店的技师手不稳。
不是说当年的案子不严重，而是反腐所面对的权力规模和资金规模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金额。
2004年，张国光受贿57万元。2026年，湖北省委原书记蒋超良一审被认定受贿7.46亿余元，法院认定，他在1995年至2025年间，利用在金融系统和地方任职等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贷款审批、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为人提供帮助。
57万元和7.46亿元之间，是1300倍。
在数量上，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省部级11人，到了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
我现在写自媒体也会写到反腐，但没有几个亿，就不想写了。
当然，不能因此得出一个简单结论：过去腐败比较轻，现在腐败比较重。
但是，如果有人说，2012年以前的腐败比2012年以后严重，仅凭这些数字，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
如果反过来说，2012年以前比以后廉洁，也同样说不通。因为反腐力度不一样。
2012年之后，反腐的力度明显更大。
十八大之后，反腐败被提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查处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重大案件。
2004年，一个省部级干部落马可以成为一个全国关注的新闻事件，那么今天省部级干部接受调查，已经成为反腐新闻中的一种常见叙事。
如果前十年、前二十年也是这样的力度，那么落马人数显然不会只是当年我们看到的那个数量。
至于腐败金额，我倒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早年的贪官，受贿几十万、几百万的非常多。2007年被执行死刑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款物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
649万元，在当年已经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而今天回头看，却显得有些朴素。
3
二十年间，腐败金额增长远远超过了物价上涨速度。为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官员手中的资源调控能力越来越强，权力与经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过去一个干部能够审批什么，能决定什么，能影响什么，边界相对有限。
后来土地、金融、基建、房地产、大型国企、重大项目，一个个巨大的经济蛋糕摆在权力面前。
项目越大，审批权越值钱。资金越多，寻租空间越大。
于是一个人面对的诱惑，也从“收几条烟、几万元钱”，逐渐变成了一个项目、一块土地、一笔贷款、一项工程。
这时候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贪一点钱”，它开始与资源配置结合在一起。权力一旦能够决定巨额资源的流向，腐败的金额自然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这大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再回头看二十年前，会觉得当年的腐败金额有些“小”。
不是那个时代的人突比今天的人更清廉，而是时代本身的经济体量、项目规模和权力所能触及的资源，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可以确定另一件事情，2012年以后，中国反腐败的力度空前，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成效显著。作为一个曾经写过这些新闻的人，我为这种持续的高压反腐，感受到鼓舞。
当然不是为因为能多写几篇稿。反腐要解决的是一个更朴素的问题：权力究竟应该用来做什么。
权力如果不能被约束，与经济关系又异常紧密，就总会有人把公器当成私器。
区别只在于，桌上的蛋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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