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9年，漠北草原，汉武帝把一份军报摊在案前。卫青、霍去病分兵深入，汉军主力越过大漠，匈奴王庭遭到重创。对汉武帝而言，这不只是一次胜仗，而是汉朝对北方强敌态度的转折：从守边求安，变成主动出击。
评价古代帝王是否强硬，不能只看口号，还要看他是否敢于承担远征的代价，是否真正改变了边疆格局。按这个标准，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唐高宗李治、明成祖朱棣、汉宣帝刘询，确实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六人。不过，强硬不等于高明，胜利与失败，也往往只隔着一条用兵尺度。
秦始皇的强硬，建立在统一天下之后的战略扩张上。公元前215年，他派蒙恬率军北击匈奴，随后修缮、连接秦赵燕旧长城，并把军民力量推进到河套一带。匈奴被迫退避，秦朝北部边防由此形成体系。
南方同样如此。秦军在公元前214年前后推进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等郡县。秦始皇并非满足于守住关中，而是要把新征服的土地纳入同一套行政秩序。只是，这种扩张严重依赖徭役和军役，帝国的版图扩大了，民间负担也随之加重。
汉武帝的强硬，则有长期积累作底气。汉初面对匈奴，白登之围留下了深刻教训，文帝、景帝时期主要采取休养生息与边境防御。到了汉武帝即位，国力已经恢复，主动反击才有了现实基础。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进取河西；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道出击漠北。河西走廊被纳入汉朝控制，匈奴南下的通道受到压缩。那句“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正是河西失守后流传的匈奴歌辞。汉武帝还经营西域、南方和朝鲜半岛，汉朝的边疆格局由此大幅改变。
汉宣帝的强硬更有章法。公元前72年，匈奴攻打乌孙，汉宣帝调动十五万骑兵，并联合乌孙夹击匈奴。汉军没有只靠一次决战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联盟、军事压力和西域经营，逐步削弱匈奴势力。
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标志着汉朝对西域的管理进一步制度化。与汉武帝相比，他少了一些孤注一掷的远征，多了一层政治算计。隐忍时能忍，出手时果断，这也是他在六人之中格外特别的地方。
唐高宗李治常被后世形容为性格柔弱，原因多半来自他与武则天之间的权力关系。可放到对外战争上，李治并不退缩。唐军先后击破西突厥、百济，并在公元668年攻灭高句丽，唐朝势力一度深入东北亚。
其中，苏定方在公元657年击败西突厥，唐朝在西域的控制得到加强；公元660年，唐军灭百济；公元668年，高句丽覆亡。李治在位时期完成的这些军事行动，使唐朝疆域达到重要阶段。不得不说，皇帝在内政中的处境，不能简单推导出他在军事上的作为。
明成祖朱棣的强硬，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他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后，始终把北方蒙古诸部视为心腹之患。公元1410年至1424年间，他先后五次亲征漠北，虽未能彻底消灭蒙古势力，却不断迫使对手调整活动范围。
朱棣还派郑和出使西洋，目的并不只是贸易往来，也包含宣示国威、联络海外政权等内容。北征与远航，体现的是同一种思路：明朝不能只守在长城以内，而要把影响力推向更远的地方。
隋炀帝杨广则是另一个例子。他三次大规模征讨高句丽，分别发生在公元612年、613年和614年。隋军投入极大，第一次远征甚至逼近平壤，但粮道漫长、指挥失误、后勤崩溃，使战争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成果。
杨广对外确实强硬，却没有处理好国力、民生与战争目标之间的关系。大运河、东都营建和连续征伐叠加在一起，百姓不堪重负。公元618年江都兵变，宇文化及集团杀死杨广，隋朝也随之走向终点。这个结局说明，敢战并不等于善战，强攻也不能替代稳健的国政。
六位帝王中，秦始皇重在开疆，汉武帝重在反击，汉宣帝重在经营，李治重在完成大规模战略推进，朱棣重在持续施压，杨广则留下了代价沉重的反面教材。他们共同点在于不愿长期受制于边患，差别则在于能否把军事行动转化为稳定的政治成果。汉宣帝于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这一纸诏令，正是武力、联盟与制度结合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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