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北京，已是上将的王建安住进一套普通单元房。屋里没有地毯和沙发，卧室只有桌子、椅子和一张简陋木床。来访者很难相信，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高级将领，日常生活竟如此简单。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四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没有一个留在北京。北京机会多，照顾老人也方便，身边人曾劝他想办法调一个孩子回来。王建安没有松口。
妻子牛玉清也曾试探着问：“按规定，能不能调一个孩子回来，彼此有个照应？”
王建安回答得很直接：“子女不是私有财产。我不死，一个也别想调回来。”
这句话听起来硬，却不是故意摆姿态。对王建安而言，干部子女能否进京，不能靠父亲的职务决定。只要他还在岗位上，就不能让家庭利益和公共权力发生混淆。
这种性格，早在战争年代便形成了。1908年10月12日，王建安出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家境贫寒。16岁时，他离开家乡到军阀部队当兵，并把原名“王见安”改为“王建安”。从“求平安”到“建设平安”，名字的变化，多少透露出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军阀部队的混乱，使年轻的王建安很快失望。1927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黄麻起义中，他参加攻打黄安城的战斗，后来逐渐成长为能够带兵、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指挥员。
他不仅敢冲，还会判断局势。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期间，第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牺牲，部队一度缺少主心骨。王建安临时承担起指挥全师作战的重任，稳住阵脚，组织反击。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在山东敌后坚持斗争，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
有意思的是，王建安的威信并不只来自战功。许多老部下回忆，他在部队中讲话不绕弯，最反感把表面文章当成真实成绩。1978年秋，他到某师检查工作，部队安排他看电影，却在银幕前摆出一排“首长专座”，桌椅、水瓶一应俱全。
王建安看了一眼，问道：“这是干什么？”
有人解释：“首长喝水方便。”
他指着后排席地而坐的战士说：“他们两个小时不喝水就不行吗？”
说完，他拿着小凳子坐到战士中间，没有使用那排专门为他准备的座位。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他检查“硬骨头六连”时。外界都称赞这个连队内务整齐、作风过硬，他却没有只看被子叠得是否方正，而是走进猪圈、宿舍，分别询问伙食和生活情况。
当得知猪圈里的猪因为要接待参观者，平时不轻易宰杀；战士被子因为怕晒后蓬松，长期不拿出去晾晒时，王建安当场提出批评。他认为，训练和生活若只是做给人看，真正遇到战斗任务，代价会由战士承担。
“不能拿一套假把式糊弄自己人。”这是他的基本判断。后来，他把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反映上去，强调军队建设不能靠布置出来的样子，更不能用检查时的整齐掩盖平时的问题。
他对自己同样严格。1965年9月，王建安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到山东淄博周村孟家埝。当地一些人热衷于空谈，生产却被耽误。他没有顺着形式走，而是把工作重点拉回农业生产，和村民一起下地劳动。
村民担心这位上将吃不惯农家饭，想单独给他开小灶，他拒绝了。一位大娘送来几个咸鸭蛋，也被他退回。
他解释说：“我一个人吃，旁边几十个人怎么办？心意我领了，规矩不能破。”
1977年9月3日，王建安再次来到孟家埝。村民们亲切地叫他“王大爷”，他进屋便和大家谈收成、看庄稼，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对一个从贫苦乡村走出的将领来说，群众工作不是文件里的话，而是坐在炕头、走进田地、把群众的难处听明白。
担任纪检工作后，他面对的考验更复杂。老战友、老部下之间有深厚情谊，可查处问题不能靠交情，也不能因为对方职位高就回避。王建安批阅涉及军队的信访材料，对其他地区的来信也尽力处理；有人曾与他发生争执，他仍能根据工作表现提出任用建议。
这份公私分明，也延伸到了家庭。四个儿子没有一个因父亲的身份调到北京，王建安去世前，身边也没有子女陪伴。1980年7月25日，他在北京解放军第三〇一医院病逝，享年71岁。
他生前交代，不办铺张的告别仪式，骨灰撒回湖北红安的土地。后来，这位开国上将的骨灰，按照遗愿安葬在故乡的田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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