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26日下午，东京丰岛区椎名町，帝国银行支店正准备结束营业。门外寒意未散，一名自称厚生省医务人员的男子走进大厅，手臂上还戴着防疫标志。他没有先谈业务，而是直接要求见负责人。
当时，银行行长因病请假，副行长吉田武次郎出面接待。男子递上一张名片，声称附近出现痢疾病例，奉有关方面要求，必须给银行职员服用预防药物，随后还会有人前来消毒。
吉田问：“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男子答道：“把所有人叫来，药物很快就能服完。”
这番话并不复杂，却击中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理。盟军总司令部实际控制着日本社会，防疫又属于紧急事务，普通职员很难当面质疑。很快，十五名职员和一名孩子被召集到一起。
男子打开药箱，取出两个瓶子。他解释说，第一种药物刺激性较强，服下后稍等片刻，再饮用第二种中和剂。说完，他亲自示范。整个过程看起来井然有序，甚至带着医务人员特有的熟练。
真正危险的地方，恰恰在这种“熟练”之中。
吉田带头喝下药水，其他人陆续照做。幸存者后来回忆，药水入口后，喉咙灼痛，心跳加速，口中还泛起异常苦味。可是男子一直在旁边催促，众人误以为这是药物反应，便继续服用了第二杯。
几分钟后，大厅里接连有人倒下。二十二岁的村田正子尚有意识，拖着发软的身体向侧门移动。吉田也倒在洗手间附近。村田靠着求生本能爬到街边，两名路过的女学生发现后报警，这才让惨案没有变成全员死亡。
警察赶到时，银行内一片混乱。十二人已经死亡，四名男性尚存微弱气息，其中包括吉田。医生根据症状，很快判断为氰化物中毒。案发过程短得惊人，从集合到众人失去行动能力，前后不过几分钟。
银行被抢走的，是出纳台上的十六万三千四百一十日元现金，以及一张面额一万七千四百五十日元的支票。奇怪的是，行长办公室和保险柜中的大笔现金都没有被动过。凶手似乎熟悉银行的基本布局，却不敢在现场停留太久。
支票成为警方最早抓到的线头。第二天下午，冒名“后藤丰治”的人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兑取款项，留下的地址是假的。警方赶到时，取款人早已离开，柜员只能回忆出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矮个男子，戴黑框眼镜。
调查没有停在帝国银行。警方很快发现，1947年10月，安田银行荏原分行也曾遇到过相同手法。一个男子拿着厚生省名片，要求职员服药。恰好有警员赶到，他不肯服用，男子的计划因此被打乱。
1948年1月19日，三菱银行中井分行又出现类似人物。行长小川忠曾当过宪兵，对来人的说法产生怀疑，追问患病者的性别和年龄。男子答不上来，情绪骤然强硬，撒下一些液体后匆匆离开。
这两起未遂事件，让警方确认帝国银行案并非偶然。三家银行的目击者都提到，男子脸颊上有明显斑痕。不过，他使用的名片并不相同：一张写着“山口二郎”，另一张则写着真实存在的医学博士松井蔚。
松井蔚被调查时，能够证明案发期间人在仙台医院，身材也与嫌疑人不符。更重要的是，他声称自己送出过许多名片，并保存着相关记录。警方沿着名片去查，最后将注意力集中到北海道画家平泽贞通身上。
平泽贞通身高、年龄与画像较为接近，且曾有模仿签名、伪造票据的经历。案发后，他和妻子的账户又突然出现一笔难以解释的款项。1948年12月20日，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处他死刑。
然而，平泽很快翻供，始终否认自己杀人。他说供词是在长期审讯压力下形成的。此后，他多次提出上诉，死刑始终没有执行。1987年5月10日，平泽在八王子医疗监狱病逝，距离判决已经过去近四十年。
案件最大的疑问也随之留下：一个没有医学训练的画家，是否真能完成如此精确的投毒？那张关键名片，究竟是偶然遗失，还是有人故意布置？一些曾参与调查的警员晚年提出，战时日本军方的化学研究机构或许掌握相关知识，松井蔚及其旧日关系也值得继续追查。
但这些说法始终缺少足以推翻判决的完整证据。平泽贞通被定罪，却没有等来执行；真正策划者是否另有其人，也没有在法庭上得到确认。帝国银行案留下的，不只是十二条人命和一笔被抢走的款项，还有一份至今没有完全合上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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