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盖一掀，白汽扑到脸上，眼镜片糊了一层。
我拿袖子蹭了两下，把挂面下进锅里，筷子搅了搅。
汤是昨晚炖的排骨，面上浮着一层薄油，咸香味儿往客厅里钻。
“妈，我校服呢？”
女儿在客厅喊，嗓子还哑着，一听就是刚醒。
“阳台上，昨晚洗的，自己拿。”
拖鞋踩在瓷砖上，啪嗒啪嗒，然后是阳台拉门滑开的声音。
老陈从外面进来，身上一股烟味。
“又抽。”
他把烟头按进窗台上那个易拉罐，那是女儿喝剩的汽水罐。
“就一根。”
我没接话，把面捞进碗里，卧了个荷包蛋。
女儿趿着拖鞋过来，头发乱糟糟的，校服袖子还卷在手肘上。
她扒了两口面，忽然抬头：“妈，你昨天几点回来的？”
“十一点。”
“哦。”她又低下头去。
十一点，是我这半年回来最早的一次。
保温杯拧开，热水灌进去，盖子拧了两下才严实。
这杯子跟了我九年，公司十周年发的，杯身上的字掉得只剩“博晟”两个。
玄关柜子上摊着一张纸，昨晚回来随手搁在那儿的。
A4纸，抬头印着《薪酬调整确认书》。
最后一行写着：调整后年度薪酬总额120000元。
上面一行是原薪酬总额：1200000元。
两个数字挨着，中间隔了一行“本人自愿接受”。
我在那张纸上签了字，签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墨水洇出一小团。
“妈，你不吃饭？”
“路上买个包子。”
拎起包出门，老陈跟到门口，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清，回头看他，他摆摆手：“没事，晚上早点回。”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
电梯从十八楼往下走，数字一格一格跳。
轿厢里贴着物业的通知，被撕掉了一半，剩下“严禁”两个字。
地铁上人挤人，我抓着扶手，保温杯在包里硌着腰。
到公司八点二十，比打卡时间早十分钟。
工位在研发部最里头，靠着窗，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
那盆绿萝是六年前从家里剪的枝，插水里生了根才挪进盆。
最近叶子有点黄，我浇了半杯隔夜水。
开机的时候我去茶水间接水，路过打印机。
打印机卡了纸，红灯一闪一闪。
我掀开盖子，把那张皱巴巴的纸抽出来。
《技术序列薪酬核定表》。
姓名：周昱。岗位：首席科学家。年度薪酬：2800000元。
签字栏是陆总的字，日期去年十一月十二号。
我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
去年十一月十二号，正是我把《薪酬调整确认书》交上去的那一周。
纸折了两折，塞进包里。
回到工位，绿萝的叶子上落了一层灰。
周昱还没来，人事已经把他的工位排在我旁边。
王经理拿着卷尺过来，量了量桌子的宽度。
“许工，小周坐你这儿行吧？就你这个位置采光好。”
“行。”
“他东西多，两台显示器，还有一台服务器。”
“行。”
王经理量完，又补了一句：“他那个方向是钙钛矿，跟你们组能搭上。”
我把保温杯往左边挪了挪，给他腾出半张桌子。
十五年前我进博晟的时候，工位在楼梯间旁边，冬天漏风，手冻得握不住笔。
那时候公司三十几个人，做的是最普通的环氧胶。
我从技术员做起，一天泡在实验室里十四个小时。
第一年做出耐高温那款，客户是常州的一家电机厂，姓周。
老板陆总那时候还骑着电动车跑业务，夏天衬衫后背全是汗印。
他请我吃过一碗牛肉面，说“小许，跟着我干，亏不了你”。
后来公司搬了三次，从城东搬到园区，从平房搬进写字楼。
我的工资从三千八涨到一万二，再涨到三万五。
三年前开始拿项目提成，一款产品卖得好，一年能分四十多万。
去年我算了算，基本工资四十八万，提成六十万，年终十二万。
加起来正好一百二十万，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那年冬天，最大的客户跑了。
是德国的一家公司，订单一撤，厂里两条线停了一条。
停线那天下午，车间里静得吓人，只剩下排风扇嗡嗡地转。
陆总在会议室开了三天会，第四天把所有人叫到大会议室。
他站在投影仪前面，衬衫领子有点歪，头发也乱。
“公司现在困难，大家跟我一起扛一扛。”
“降薪是暂时的，熬过去，我加倍补给大家。”
空调开着，吹得人后背发凉。
那天没人说话，散会的时候椅子腿刮地板的声音特别响。
第二天人事把《薪酬调整确认书》发下来，一人一份。
我那份上面写的是月薪一万，年终看经营情况。
一年十二万。
研发部二十七个人，签字的有二十六个。
剩下那个是刚休完产假回来的小何，她说要回去跟老公商量。
我签字那天，陆总在走廊里碰见我，拍了拍我肩膀。
“小许，你是老人了，我心里有数。”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
我把笔帽扣上，说了句“行”。
其实那天我心里没数。
我只是觉得，十五年了，总不至于。
回到家，老陈在算房贷。
他把计算器按得啪啪响，茶几上摊着银行的还款计划表。
“一个月一万八，还二十三年。”
“我知道。”
“你那一万，够干什么的？”
我没吭声，去厨房热了碗汤。
女儿在房间里写作业，门虚掩着，台灯的光漏出来一条。
婆婆的药一个月一千二，女儿的补习班一学期一万二。
老陈在公交公司开车，一个月六千八，风雨无阻。
那晚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楼下的路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的，跟打印机那个红灯一个样。
婆婆是十月初来的，说腰疼，来城里看医生。
她拎着两个蛇皮袋，一袋是自己腌的萝卜干，一袋是被褥。
“住你们这儿，不碍事吧？”
“不碍事。”
进门她先看的是客厅，眼睛在沙发上转了一圈。
“这沙发是不是换过？上回我来不是这个色。”
“三年了，妈。”
“哦。”她把萝卜干搁在厨房角落，“那米缸呢？”
“在下面柜子里。”
婆婆住进来的头三天还好。
第四天晚上，她坐在客厅看电视，忽然问我：“你一个月挣多少？”
老陈在旁边使眼色。
“一万。”
“一万？”她把遥控器放下，“以前不是挺多的吗？”
“公司困难。”
“困难就困难呗，女人家挣那么多干什么。”
她说完又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是唱戏的。
我没接话，去厨房洗碗。
水龙头的水是凉的，冲在手上有点麻。
那晚老陈进卧室，小声跟我说：“我妈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
“那你脸拉那么长。”
“我累了。”
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婆婆房间的灯还亮着。
门缝里透出来的光，照在客厅地板上，一条窄窄的。
第二天早上她煮了粥，还煎了萝卜干，油汪汪的。
“尝尝，我腌的。”
我夹了一块，咸得发苦。
“好吃。”
“那多带点去公司，给同事尝尝。”
我说好，其实那罐子后来一直搁在厨房最里头。
隔了一周，我陪婆婆去医院。
挂号排队的人多，走廊里全是消毒水味儿。
她坐在塑料椅上，手扶着腰，嘴里念念叨叨。
“这城里医院，比咱镇上贵一倍。”
“医保能报。”
“能报多少？”
“看项目。”
她撇了撇嘴，没再问。
拍片子的时候我在外面等，走廊尽头有个饮水机，咕嘟咕嘟响。
结果出来，医生说没大事，开了两盒膏药。
婆婆捏着那两盒药，翻来覆去地看说明书。
“这玩意儿管用吗？”
“医生说管用。”
回家的公交车上，她靠着窗户睡着了，嘴微微张着。
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忽然想起来，她这辈子没住过朝南的屋。
老家的房子是东西向的，冬天阴冷，她说了三十年。
周昱是九月十九号来的。
三十一岁，个子不高，背着个双肩包，说话带点南方口音。
人事带他进来的时候，他先看的是窗台。
“这盆绿萝能不能挪一下？我这边要放服务器，怕潮。”
我说行，把绿萝端到资料柜顶上。
柜子高，我踮着脚才够得着，花盆底蹭了一手土。
周昱坐下就开始拆箱子，两台显示器摆开，键盘敲起来很响。
他带来的资料装了三个纸箱，最上面一本是英文的，封面印着晶体结构。
陆总专门过来一趟，站在他工位边上。
“小周是咱们今年引进的重点人才，大家多配合。”
“许工，你带一带他，把咱们的工艺数据给他讲讲。”
我点头。
周昱转过头，笑了一下：“许工，麻烦您了。”
“不麻烦。”
他的牙很白，笑起来眼睛弯着。
那天下午他问我借扳手，我递给他，他说了声谢谢。
隔了一会儿他又问：“许工，您在这儿多少年了？”
“十五年。”
“哇。”他把扳手放下，“那您比我读博的时间还长。”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晚上下班，他走得比我早，背包一甩就出了门。
我坐在工位上，把当天的实验记录写完，才关灯。
走廊里的感应灯一段一段亮，又一段一段灭。
实验室在楼下，隔着一层玻璃门。
那阵子我常下去，一是做样，二是不想坐在工位上。
张姐在那儿管仪器，跟我一块儿进的厂，今年五十三。
“许工，你这脸色可不好看。”
“没睡好。”
“是家里的事，还是公司的事？”
“都有。”
她把手里的试管架放下，压低了声音。
“我听说小周那个数，比陆总还高。”
“你听谁说的。”
“财务小张，上礼拜在食堂说的，说完就后悔了。”
我没接话，把样品放进烘箱，设了两百四十度。
烘箱门关上，指示灯亮起来，橙红橙红的。
“许工，”张姐又说，“你可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嗯。”
“我明年就退了，退了就退了。你还有十几年呢。”
她说完，端着试管架走了。
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站了会儿，玻璃上照出个人影，模模糊糊的。
立项会是十月十一号，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
周昱讲了四十分钟，PPT做得漂亮，图都是彩色的。
讲到一半，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曲线图。
那条曲线的形状我太熟了，是我三年前做的那批样品。
我记得那批的编号，记得当时反应釜温度偏了三度，我守了一整夜。
图下面标着一行小字：“数据
我把手里的笔转了半圈。
“许工，这块是您之前的积累吧？”周昱在台上问我。
“是。”
“那太好了，正好能接上。”
会议室里有人笑了一声，不知道笑什么。
陆总坐在主位上，手指敲着桌面，一下一下。
散会以后我回到工位，翻我的实验记录本。
那本子是我自己买的，硬皮，深蓝色，写了六年。
每一页都是手写的，字丑，但数据全。
翻到三年前那一批，页面还在，数字也都在。
我松了口气，把本子塞回抽屉。
抽屉里还有个U盘，备份用的，从来没丢过。
那阵子我每天下班前都要数一遍页码。
数到第三周，发现少了两页。
是第两百一十三和两百一十四页。
正好是那批样品的完整配比和温度曲线。
我把本子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撕口很齐，是刀片裁的。
坐在工位上，手心里全是汗。
窗外的天阴着，绿萝的叶子耷拉下来，搭在花盆沿上。
那天下午周昱不在，去市里开会了。
他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我看了两眼，没敢动。
晚上回家，老陈在看球赛，声音开得很大。
“你能不能小点声。”
“怎么了？”
“没事。”
我把包放下，进了卧室，坐在床沿上没开灯。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了王经理。
“我想看看小周那个立项书的附件。”
“那不行，那是人家的东西。”
“里面有我三年的数据。”
王经理把手里的笔放下，看了我一眼。
“许工，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没乱说。”
“你有证据吗？”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记录本上少了两页，可我没法证明那两页去了哪儿。
“小许，”他把声音压低了些，“我跟你交个底。”
“您说。”
“小周那个薪酬，是走了集团人才专项的，不占咱们这边的盘子。”
“专项有多少钱？”
他没接话，端起杯子喝了口水。
“反正不是公司掏的。”
“那是谁掏的？”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从人事出来，走廊尽头的窗子开着，风把百叶帘吹得哗啦响。
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回了工位。
周昱回来了，正跟人打电话，笑得很开心。
他桌上放着一杯咖啡，杯子底下垫着一张纸。
我扫了一眼，是复印件，边角还带着我本子上那两个装订孔。
那天我没吵，也没闹。
下班的时候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周昱还在敲键盘。
我走过去，站在他工位边上。
“小周。”
“哎，许工。”
“你立项书附件里那两页，哪儿来的？”
他敲键盘的手停了。
“什么两页？”
“两百一十三，两百一十四。”
他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椅子转过来。
“许工，那是我从档案室调的。”
“档案室没有手写本。”
“那……可能是别的渠道。”
“什么渠道？”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
“许工，其实我……”
说到一半，桌上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接起来，说了句“喂，我在忙”，然后走到走廊去了。
我站在他工位边上，站了大概两分钟。
显示器还亮着，屏保是一张风景照，雪山，蓝得刺眼。
我回到自己工位，把记录本从抽屉里拿出来，抱在怀里。
那天晚上我没坐地铁，走了两站路才上车。
路边的桂花开了，香得有点腻。
老周的电话是十月初打来的。
就是当年那个电机厂的老周，现在在常州一家新公司做副总。
“许工，我这边缺个技术负责人，你来不来？”
“我四十多了。”
“我要的就是四十多的。”
“多少钱？”
“九十万，加期权。做得好，明年还能涨。”
我当时说考虑考虑。
挂了电话，我把那家公司的名字在网上搜了半夜。
成立六年，做的是固态电解质，去年刚拿了B轮。
老板是搞技术出身的，网上有几篇采访，说话挺实在。
第二天早上我给他回了电话。
“我去。”
“那我把录用信发你。”
录用信是电子版发过来的，我打印了一份，夹在包里。
纸是热的，刚从打印机里出来，边上还有点卷。
我没跟老陈说。
那阵子公司里风声紧，谁也不敢多说话。
小何回来上班了，第一天就被叫去人事签确认书。
她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坐在工位上半天没开电脑。
中午吃饭，她跟我一块儿在楼下的小馆子。
“许姐，你签了吗？”
“签了。”
“我老公说不能签，说签了就成自愿的了。”
“那你别签。”
“可是不签，我这位置……”
她扒了两口饭，没再说下去。
那碗面她剩了大半，汤上浮着一层油，慢慢凉了。
十月底，我把辞呈写好了。
三百多个字，写了一个下午，改了三遍。
第一遍写得太冲，第二遍写得太软，第三遍才算平。
晚上回家，我把这事跟老陈说了。
他正蹲在阳台上修水龙头，扳手拧了半天没拧动。
“你要辞职？”
“嗯。”
“你疯了？”他把扳手往地上一放，“这年头四十多岁的人，谁要？”
“有人要。”
“谁要？”
“常州一家公司，做固态电解质的。”
“给多少？”
“九十万。”
他愣了一下，扳手还在手里攥着。
“九十万？你确定？”
“确定。”
“那……那房贷呢？”
“照还。”
他蹲在那儿没起来，膝盖上的裤子蹭了一块黑。
“许曼，你别是被人骗了吧。”
“没有。”
“要不你先去看看，别急着辞。”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要不你去跟陆总说说……”
他说了一半，把扳手捡起来，又放下了。
“算了，当我没说。”
婆婆在屋里喊：“怎么了这是？”
“没事，妈。”
那晚谁都没睡好。
我听见婆婆在房间里翻身，床板咯吱咯吱的。
凌晨三点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客厅的灯亮着一条缝。
老陈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烟，没点。
“你干嘛呢？”
“没干嘛。”
他把烟塞回烟盒，站起来回屋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煮面，照常把保温杯灌满。
到了公司，我把辞呈打印出来，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
陆总在开会，我在他办公室门口等了四十分钟。
他出来的时候手里还端着茶杯，杯子里泡着枸杞。
“小许？有事？”
“有事。”
进了办公室，我把信封放在他桌上。
“陆总，我辞职。”
他愣了一下，把茶杯放下。
“因为降薪？”
“不全是。”
“那是因为什么？”
“陆总，去年十一月十二号，您给小周签的核定表，是两百八十万。”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停住了。
“那天是十一月十二号。”我又说了一遍。
“许工，你听我解释……”
“您解释。”
他张了张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
“小周那个是专项经费，走的是人才引进的口子，跟咱们的薪酬盘子不是一回事。”
“那我的盘子呢？”
“你的……今年确实难。”
“我签的那张纸上写着‘共渡难关’。”
“是，是共渡难关。”
“全公司签了几份？”
他没说话。
“研发部签了二十六份，行政那边一份都没签。”我说，“我问过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空调出风的声音。
“小许，”他站起来，绕过桌子，“你先别急着走，我这两天正想找你。”
“找我干什么？”
“公司明年要报IPO，我手上还有些原始股，可以给你留一份。”
“多少？”
“零点五。”
“值多少？”
“上市以后，三千万打底。”
我看着他。
“陆总，我十五年拿了一百二十万，现在一年十二万。您跟我讲三千万。”
“这不是讲，这是机会。”
“去年冬天您说熬过去加倍补，我信了。”
“现在也一样。”
“不一样了。”
“小许，你是我带出来的人，我……”
他说到一半，把话咽回去了。
我看着他，等了一会儿，他没再说。
我把信封往他那边推了两寸。
我平静地递交了辞呈，连信封的角都没折。
他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我转身出去，顺手把门带上了。
离职手续办了十一天。
按合同我提前三十天提，但陆总批得快，大概是不想留。
中间王经理找过我一次，说可以再谈。
“谈什么？”
“薪酬这块，可以给你往上调一点。”
“调到多少？”
“二十万。”
“小周两百八十万。”
“许工，你这就不讲道理了。”
“是我不讲道理。”
他没再说什么，把表推过来让我签字。
我签完，他把笔收走，走得挺快。
那十一天里，公司的气氛有点怪。
有人在食堂看见我，远远地点个头就走。
也有人过来小声问：“许工，你真走啊？”
“真走。”
“那你去哪儿？”
“常州。”
“常州好啊，离得近。”
说完这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张姐专门下来一趟，塞给我一包茶叶。
“拿着，不值钱。”
“谢谢张姐。”
“你那本子，别留在这儿。”
“我知道。”
最后一天是周五，下午三点。
我从资料柜顶上把绿萝端下来，叶子黄得更多了。
剪了一枝带气根的，插进一个空的矿泉水瓶里。
剩下的连盆带土，我搁回窗台上，没带走。
抽屉里的东西不多：一个计算器，两支笔，半包纸巾，还有那本深蓝色记录本。
记录本装进纸箱，U盘也装进去了。
保温杯在桌上，杯口朝上，里面的水早就凉透。
我用湿巾把工位擦了一遍，从里往外擦。
周昱那天下午在，戴着耳机敲键盘。
他摘下耳机看了我一眼：“许工，您这是……”
“办手续。”
“哦。”他顿了一下，“那以后有问题还能问您吗？”
“问你们陆总。”
他讪讪地笑了笑，把耳机戴回去。
过了两分钟，他又摘下来。
“许工。”
“嗯。”
“那两页……是陆总给我的。”
我手上的湿巾停了一下。
“我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他把耳机戴上，再没说话。
我把录用信从包里拿出来，抚平了折痕。
上面印着新公司的抬头，岗位那一栏写着“技术总监”。
我把它放在桌面正中间，用计算器压住左上角。
纸箱抱在怀里，不重，最沉的是那本记录本。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窗台上那盆绿萝的枝条垂下来，搭在窗沿上，一晃一晃。
电梯在走廊尽头，我按了下行键。
数字从十六开始跳。
门开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很急。
我没回头，进了电梯，按了关门。
门合上之前，我看见陆总站在我的工位前。
他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的边角卷了。
他低头看着桌上那张纸，看了很久。
电梯门合上了，往下走。
到一楼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
是陆总发来的，就四个字：“你再想想。”
我没回，把手机塞回兜里。
出了写字楼，太阳挺大，风里带着点桂花味。
抱着纸箱走到公交站，等了三分钟。
车来了，人不多，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纸箱放在腿上，矿泉水瓶在箱子里晃，水面上一圈一圈的纹。
到家的时候女儿还没放学。
我把绿萝那枝插在阳台的玻璃瓶里，加了半瓶水。
换了身衣服，去菜场买了排骨和一把青菜。
卖排骨的师傅认得我，问今天怎么这么早。
“今天休息。”
“那敢情好。”
晚上老陈回来，看见我在厨房，愣了一下。
“办完了？”
“办完了。”
“那……以后怎么办？”
“明天上班。”
“明天？哪个班？”
“新公司，周一报到，我先去熟悉环境。”
他站在厨房门口，手插在兜里，半天说了句：“哦。”
饭桌上，女儿问我：“妈，你是不是换工作了？”
“嗯。”
“那是不是以后能早点回来？”
“差不多。”
她低头扒饭，扒了两口，忽然说：“那我明天自己晾校服。”
婆婆在边上夹了块萝卜干，嚼了两下。
“常州啊？那不就得出差吗。”
“不算出差，天天回来。”
“天天回来？那得几点起。”
“六点。”
她摇摇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是周六，我把家里收拾了一遍。
阳台上的花盆都浇了水，女儿的房间也拖了地。
婆婆坐在沙发上，看我拖地，看了半天。
“你那个新地方，是干什么的？”
“做电池材料的。”
“哦。”她想了想，“那比原来强吗？”
“强一点。”
“那就行。”
她说完，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一格。
周日下午，我去常州看了一圈。
公司在开发区，楼下有个小面馆，招牌是手写的。
老周在门口等我，穿件灰夹克，头发白了不少。
“来了。”
“来了。”
他带我上楼，工位靠窗，比原来那个大一点。
窗台上空着，什么也没有。
“这儿归你了。”他把钥匙放在桌上，“缺什么跟我说。”
“不缺。”
“那本子带来了没？我们这边就缺你那点老底子。”
“带来了。”
他从兜里摸出个橘子，放我桌上。
“慢慢来，不着急。”
我把橘子搁到一边，把矿泉水瓶放在显示器旁边。
绿萝的根须在水里泡着，白生生的。
周一早上六点出门，高铁四十分钟，下车再走八百米。
路上买了两个包子，一个菜的一个肉的。
新工位坐下的第一件事，是把保温杯拧开。
盖子拧了两下，还是有点松。
打开记录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会儿，写下了日期。
窗外有棵树，叶子刚开始泛黄。
中午老周叫我一块儿吃饭，就在楼下那个面馆。
他要了碗牛肉面，加了个蛋。
“许工，我跟你说句实话。”
“您说。”
“我们这边不搞那些虚的，你能做多少，就拿多少。”
“行。”
“你那两页纸的事，我听说了。”
我夹面的筷子顿了一下。
“老周，你怎么知道的？”
“小周是我师弟。”
面汤上浮着一层油花，热气往上冒。
“他跟我说的。”老周把碗往前推了推，“他说他这辈子都过意不去。”
“他也不容易。”
“是不容易。”老周叹了口气，“三十一岁，博士刚毕业，房贷还有三十年。”
“我知道。”
“但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没说话，把面吃完了。
汤有点咸，我把碗推开，喝了口茶。
下午回到工位，太阳斜着照进来，落在键盘上。
绿萝的叶子在光里透亮，边缘有点发黄。
我拿起剪刀，把那片黄叶剪掉了。
剪口处渗出一点水，沾在手指上，凉的。
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是个陌生号码。
我没接。
过了一会儿又来一条短信，还是那个号。
“许工，工位上的东西我给你收好了，绿萝我浇了水。——小周”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的树叶被风吹得翻了个面，露出灰白的背面。
风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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