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七夜里十点，我把那三页稿子念到第七遍。
堂屋的灯泡十五瓦，黄乎乎的，照得纸面上浮着一层毛。
我男人周建民坐在门槛上抽烟，烟头一明一暗。
我念：“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他哼了一声：“你在家念啥，又不是念给我的。”
我说：“明天得上台，我怕忘。”
他把烟屁股摁在门槛上：“你一个编筐的，上台能说啥。”
我没接话，把稿子捋平，卷起来的边角用指甲刮了两下。
那三页纸是我上集买的，八块钱一包，五百张，搁在电视机上头。
我数了三遍，一、二、三，夹进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袋子是去年合作社报材料剩下的，边上有点毛。
我用圆珠笔在封面上写“柳河村 陈晓兰”，怕人认不出来，又描了一遍。
描完，我把袋子立在电视柜上。
夜里十点四十，手机响了，是小叔子周建军。
他在县里上班，县政府办，管材料，家里人都说他出息。
我一接，那边挺吵，像在饭店里。
“嫂子，稿子打印了没？”
我说打印了，三页。
他那边顿了一下：“三页啊。”
我说：“咋了。”
“没事，你明早交到镇里就行，镇里统一送上来。”
我说：“你咋知道我稿子的事。”
他笑了一声：“我管材料嘛，全县的稿子都从我手上过。”
挂了电话，我把袋子又立正了一点。
那时候我只当他随口问一句。
我这个合作社，是三年前张罗起来的。
柳河村挨着河，河滩上长柳，老辈子家家会编筐。
后来年轻人出去打工，剩下女人在家看孩子，柳条烂在滩上没人割。
我那年四十五，闺女刚考上大学，屋里空得慌。
我先找的是张桂英。
她男人在工地上摔断了腿，躺了两年，家里正缺钱。
她蹲在我家门口，手里攥着一把柳条：“兰子，你说这玩意儿能卖钱？”
我说能。
第一年我们编了三百多个筐，拉到镇上集上卖，一个卖十二块。
刨去柳条、麻绳、车钱，剩了不到两千。
张桂英说：“这不顶事。”
我说：“再编一年试试。”
第二年春天，我闺女放寒假回来，拿手机给我们拍了几段视频。
她给合作社起了个名，叫“柳河编艺”，说网上好卖。
那年冬天，一个南边的老板开着车来了村里，要订两千个收纳筐。
我们二十六个女人，在村部那间空屋里编了四十天。
手上全裂了口子，晚上泡热水，一沾盐就疼。
那年结账，卖了八十六万。
八十六万，摊到人头上，一人两万多。
张桂英拿钱那天，在院子里哭了一场。
她说：“兰子，我这手总算没白裂。”
我闺女在电话那头说：“妈，你现在是理事长。”
我说：“啥理事长，就是领着人编筐。”
她说：“你上台得穿件像样的衣裳。”
我从柜子里翻出去年她给我买的藏青色外套，只穿过两回。
那衣裳料子硬，领子有点扎脖子。
婆婆那年七十八，跟着小叔子住在镇上。
她一直不待见我，说我一个女人，抛头露面。
其实我知道她心里那杆秤。
建军是家里唯一吃公家饭的，是她一辈子的脸面。
分家那年，老宅三间给了我们，因为公公最后三年是我伺候走的。
端屎端尿，擦身子，换被褥，都是我。
建军那时候说单位忙，一个月回来一趟。
分家那天，他没说啥，脸沉着，把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从那以后，他跟我说话就客气起来了。
客气得像个外人。
他媳妇刘艳，在镇上开过化妆品店，前年关了，改卖童装。
去年她跟我说要做手工制品的生意，我还说那好。
后来听说她表哥注册了个公司，叫河湾镇手工制品有限公司。
法人是她表哥马德胜，刘艳在里头占股。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
去年秋天，县里下来一笔特色手工业扶持资金，五十万。
我们报了材料。
报上去就没信儿了。
腊月里我去县里问过一趟，办公室的人说“还在研究”。
我回来跟张桂英说，再等等。
二月廿八那天下午，镇里王镇长给我打电话。
“晓兰，县里开大会，你代表咱镇上讲两句。”
我说讲啥。
他说：“就讲你们编筐的事，讲实在的，别整虚的。”
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那天的风挺硬，墙根堆着去年秋天割的柳条，冻得邦邦的。
写稿子那几天，我白天在合作社，晚上趴在电视机前写。
写了撕，撕了写，废了十几张。
后来我闺女打电话回来，我把写好的念给她听。
她在那头说：“妈，你别写‘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我说那写啥。
她说：“你就写你咋编筐的。”
我又改了两遍，才定下来。
三月初六，建军回村，在婆婆那儿吃饭。
婆婆喊我过去。
我到的时候，桌上摆着一盘炒鸡蛋，一盘咸菜，建军在剥蒜。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嫂子，后天上台啊？”
我说：“初八。”
他说：“你稿子里都写啥了。”
我说：“写我们合作社。”
他把蒜皮往桌上一搁：“嫂子，有些话，家里说说行，台面上说不得。”
我问他啥话。
他没答，端起碗喝了口汤。
婆婆在旁边说：“建军在县里，你去了别给他丢人。”
我嗯了一声，夹了口鸡蛋。
那顿饭吃得挺闷。
三月初七上午，我去镇上打印。
打印店在中学对面，老板姓郭，一台旧打印机，打一张冒一股糊味。
三页，一块五。
郭老板一边收钱一边说：“兰姐，啥材料啊。”
我说开会发言。
他说：“那得多打一份备着，我这儿见天有人来补。”
我笑了笑，说不用。
现在想起来，我这辈子后悔的事不多，这是一件。
三月初八，我五点就醒了。
天还黑着，灶上烧了壶水，我泡了碗昨天的剩饭。
出门的时候，建民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啥，我没听清。
我骑着电动三轮到镇上，坐头班车进城。
车上一股柴油味，谁拎着一筐鸡蛋，颠得咯吱响。
七点二十，我到了县文化中心。
那楼真气派，玻璃门，门口摆着两排花。
我跟着人流往里走，心里数着台阶，一级，两级。
我的座位在后排，第十七排，靠边，椅背上贴着“柳河村 陈晓兰”。
我把袋子放在腿上，先没打开。
前面台上挂着红底白字的横幅，念一遍得喘口气。
主持人试话筒，“喂喂”了两声。
我这才把袋子打开。
里面是三张白纸。
跟我的稿子一样厚，一样白，边角齐齐的。
我坐在那儿，手指头把纸角捏出了一道印。
第一反应是站起来，去会务组。
屁股抬了一半，又坐下去了。
我要是喊起来，会咋样？
会务组的人会说：“陈理事长，你自己弄丢了吧。”
旁边的人会扭头看我，看一个村妇在全县大会上吵吵。
我兜里没有备份。
我昨晚在灯下念到第七遍，全在脑子里。
可脑子里有，跟手里有，是两码事。
张桂英八点到的，坐我旁边，手里拎着个塑料袋。
她问：“兰子，你脸咋这么白。”
我说：“屋里闷。”
她说：“这楼里开着空调呢，还闷？”
我没说话，把袋子抱在怀里。
七点四十，我说去趟洗手间。
路过后台，一张长条桌上摆着文件袋，摞成两摞。
会务组的小伙子抱着一箱矿泉水跑过去，桌角被撞了一下，几个袋子滑下来。
我弯腰帮着捡。
捡到第三个，我看见封面上写着“郑县长”。
那个“郑”字，右边写得特别开，像张着嘴。
我认得这个字。
去年过年，建军在婆婆家写春联，那个“福”字也是这么写的。
我把那袋子往怀里带了带，走到墙角，抽出来看。
第一页抬头是：“在全县乡村振兴暨富民产业推进会上的讲话”。
第二页有一句：“去年，我县特色手工业产值突破……”
第三页中间，有一段用红笔划了线。
上头写着：“柳河村柳编合作社带动妇女就业，经验值得总结。”
底下跟着一句：“建议由河湾镇手工制品有限公司牵头，整合资源，统一品牌。”
河湾镇手工制品有限公司。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走廊里有人说话，脚步声一阵一阵的。
我把三张白纸从兜里掏出来，捋平，夹进那个写“郑县长”的文件夹里。
又把县长的稿子抽出来，塞进我自己的袋子，贴着肚皮揣好。
做完这些，我去了洗手间，用凉水洗了把脸。
镜子里那个人，脸白得像刚剥的柳条芯。
回到座位，我手一直在抖。
张桂英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事。
八点半，会议开始。
前面几个代表发言，讲的都是大词，我一句没听进去。
一个讲招商引资，一个讲人居环境，一个讲基层党建。
台下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喝水，杯子磕在桌板上。
九点四十，主持人念：“下面请柳河村柳编合作社理事长陈晓兰同志发言。”
我站起来。
从后排走到台前，那一段路，我数了，三十七步。
上台，我把那三张白纸放在讲台上，捋平。
台下黑压压的，前排坐的是县里的领导。
我对着话筒，说了一句：“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底下很静。
我又说：“我这份稿子，今天早上变成白纸了。”
底下嗡了一下。
前排有人抬起头。
我听见后排有人小声问：“啥意思？”
我把三张白纸拿起来，冲台下举了举。
然后放下，两只手扶着讲台边。
“我不念了，我讲。”
“我叫陈晓兰，柳河村的，今年四十八。”
“我们合作社二十六个妇女，最年轻的二十九，最老的六十三。”
“三年前，我们编了三百个筐，卖了不到两千块。”
“去年，我们卖了八十六万。”
底下有人鼓掌。
我摆摆手：“先别鼓，我还没说完。”
“我们这里头有个张桂英，就坐底下。”
“她男人在工地上摔断了腿，躺了两年。”
“她闺女去年考上大学，学费是她妈编筐编出来的。”
“录取通知书来那天，她抱着我哭。”
“她说兰子，我这手总算没白裂。”
台下有人抹眼睛。
我看见张桂英低下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柳条得泡三天，剥了皮，晾半干才能用。”
“一个筐，从头到尾，三十七道手。”
“我们不会说漂亮话，就会编筐。”
“我就讲这些。稿子没了，话还在肚子里，掏出来就这些。”
我鞠了个躬。
掌声响了挺久，我从台上走下来，还是那三十七步。
走到第十七排，腿有点软。
接下来是郑县长讲话。
郑县长是去年腊月才调来的，我头一回见。
他五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半，上台的时候脚步挺快。
他把文件夹打开。
全场死寂。
那种静，是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响的静。
他低头看着那三张白纸，看了足足有五秒。
然后他把白纸拿起来，冲着台下举了举。
他说：“我这份，也是白纸。”
台下炸了。
底下的人交头接耳，前排几个领导扭头往后台看。
会务组的人从边上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沓纸。
郑县长摆了摆手，让他们下去。
他说：“不用了。”
“刚才陈晓兰同志说她的稿子变成了白纸，我还以为是玩笑。”
“现在我知道了，不是玩笑。”
他把白纸放回文件夹，两只手撑着讲台。
“那今天我也不念稿子了。”
“我说三句话。”
“第一句，柳河村我去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今年二月里，我一个人去的，没打招呼。”
“在村口站了半天，看见一户人家的墙根底下晒着柳条，我就进去了。”
“一个女的给我舀了碗水，水是凉的，碗沿上有个豁口。”
“我问她编这个挣钱不挣钱，她说挣。”
“我当时没说我姓啥。”
我想起来了。
今年二月，天还挺冷，村口来了个穿灰夹克的男人，站了老半天。
我以为是谁家的亲戚，舀了碗水给他。
那水是井里打的，凉的，碗沿上确实有个豁口。
“第二句，刚才陈晓兰同志讲的，比我这份稿子上写的实在。”
“她讲的那个张桂英，我记住了。”
他顿了顿。
“第三句——”
“今天这两份白纸，得有人给我个说法。”
会散了。
人往外走，我坐在位子上没动。
张桂英拽我：“兰子，走啊。”
我说：“你先走。”
会务组的人在后台来回跑。
县政府办那个主任，脸绿得像霜打的茄子。
一个年轻人走到我跟前，弯下腰：“陈理事长，郑县长请您留一下。”
休息室在三楼，一间小屋，一张桌子，几个沙发。
郑县长坐在那儿，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
他见我进来，站起来，说：“坐。”
我坐下，把怀里那个袋子掏出来，放在桌上。
“郑县长，您的稿子在我这儿。”
他没接，看着我。
“你自己换的？”
我说：“是我换的。”
“为啥。”
我把那三张白纸从兜里掏出来，摊在桌上。
“因为我的稿子，今早也变成白纸了。”
他把稿子翻开，翻到第三页。
那段红线还在。
他看了一会儿，问：“这段话，谁加的。”
我说：“不知道。但那袋子上的字，是我小叔子周建军的字。”
“他在县政府办，管材料。”
郑县长没说话。
他把稿子合上，用手掌压了压。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胆子不小。”
我说：“郑县长，我一个编筐的，胆子能有多大。”
“我就是想着，我的稿子没了，没人会管。”
“您的稿子要是也没了，总得有人管。”
他看着我，看了挺久。
然后他笑了一下，不是笑话我那种笑。
他说：“你先回去吧。”
那天下午四点，婆婆打电话来了。
电话一接通就是骂：“陈晓兰你个扫把星！”
“你把建军害成啥样了！”
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
“建军让县里叫去谈话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妈，我的稿子……”
“你少跟我提稿子！你就是见不得建军好！”
电话挂了。
我坐在合作社的院子里，太阳挺好，柳条在墙根堆着。
晚上七点，建民回来了。
他把三轮车停在门口，进屋，坐下，没脱鞋。
“建军媳妇来家里哭了一下午。”
我说：“哭啥。”
“哭他男人要丢工作。”
我说：“那我的稿子是谁换的。”
他不吭声，从兜里摸烟。
摸了半天，烟盒是空的。
他把空盒攥在手里，攥得瘪瘪的。
第二天晚上，婆婆让我们回老宅。
一进门，刘艳坐在沙发上，眼睛肿着。
婆婆拍桌子：“今天把话说清楚。”
刘艳开口了：“嫂子，我们家哪点对不起你。”
我说：“你问我？”
她说：“建军就是怕你上台说错话，给你换了张纸，又不是害你命。”
我说：“那我站在台上，手里攥着三张白纸，我不丢人？”
她说：“你不是讲得挺好吗，电视上都播了。”
我说：“那是赶巧了。”
她说：“那你也不能把他往死里整啊。”
我说：“我整他？我一句话没往外说，是他自己的稿子露了馅。”
门开了，建军进来。
他喝了酒，脸红的，领口敞着。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走过来坐下。
婆婆给他倒了碗水，他没喝。
“嫂子。”
我看着他。
“我就是想让你别讲。”
我说：“为啥。”
他说：“那个五十万的项目，马德胜的设备都定了。”
我说：“那厂子在哪儿。”
“在镇上，租的院子。”
“有工人吗。”
他不说话。
我说：“我们二十六个人，去年编了八十六万的货。”
“那个厂，一个人都没有。”
他把那碗水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嫂子，我也没办法。”
我说：“你没办法？”
他说：“我在单位十年了，还是个副科长。”
“这回要是办成了，主任说能给我往前挪一挪。”
“我儿子明年上高中，我想送他去市里。”
我看着他，一时没说出话。
他不是坏人，他是我看着长大的。
婆婆在旁边说：“你一个女人，挣那么多钱干啥，够花就行了。”
我说：“妈，去年张桂英家闺女上学，学费是编筐编出来的。”
婆婆说：“那是她家的事。”
我说：“妈，您这辈子，就没觉得我干的是正事？”
她没答。
她把桌上的碗往里推了两寸，推到刘艳跟前。
“喝水。”
我把外套拉链拉上，站起来。
“妈，那我回了。”
走到门口，建军在后面喊了一声：“嫂子。”
我回头。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过了十来天，县里下来了通报。
周建军被通报批评，从县政府办调到了县档案馆。
婆婆在电话里哭了一场，没骂我。
那个五十万的项目，重新报了一遍材料。
四月初，公示贴在镇政府门口的墙上。
我们合作社拿了三十万，另外二十万给了镇上另外两个点。
马德胜那个厂，没份。
村里人见了我，话就多了。
有人问我：“兰子，听说你小叔子……”
我说：“别提了。”
张桂英替我说：“人家兰子一个字没往外说，是县里自己查的。”
四月初八，郑县长来了柳河村。
没提前打招呼，两辆车，停在村口。
他进了我们的院子，蹲在柳条堆边上，抓起一把闻了闻。
他说：“这柳条，是去年秋天割的？”
我说：“是，割了得泡三天，剥了皮才能用。”
他点点头。
他进了那间编筐的屋子，二十几个妇女都站起来了。
他摆摆手：“都坐，该干啥干啥。”
他走到张桂英跟前，看她手里那个筐。
“这是编到哪一步了？”
张桂英紧张，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回……回领导，这是编底。”
“一天能编几个？”
“一个半。”
“一个卖多少钱？”
“大筐三十五，小的十八。”
郑县长扭头看县政府办那个主任：“听见没。”
主任点头：“听见了。”
他在院子里站了半个钟头才走。
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以后稿子，多打一份。”
我说：“知道了。”
他上了车，车开出去老远，我还站在门口。
五月里，合作社接了个新单子，是省城一家超市要的收纳篮。
我把合同拿回来那天，在院子里念给她们听。
我念：“甲方，省城……”
张桂英说：“兰子，你念这个，跟念发言稿一个调。”
大家都笑了。
念完了，我把合同夹进那个牛皮纸袋。
袋子上“柳河村 陈晓兰”几个字还在，圆珠笔描过两遍，有点发黑。
那三张白纸，我没扔。
我把它们夹在袋子最里头，当垫纸用。
四月里，河滩上的柳条抽了新芽。
下午三点，日头斜着照进院子，柳条的青味混着麻绳的味儿。
我坐在小板凳上，教新来的两个媳妇编底。
一个叫小翠，一个叫小敏，都是去年刚嫁过来的。
小翠编了两圈就散了，急得脸通红。
我说：“别急，手别攥那么死，柳条是有脾气的。”
她说：“嫂子，你手咋这么多口子。”
我摊开手给她看，掌心横七竖八，口子都结了痂。
我说：“编三年，就有了。”
收工的时候，建民骑着三轮车来接我。
他在院门口停住，没进来。
“报纸上登你了。”
我说：“登就登吧。”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了好几折的报纸，递给我。
“你念念。”
我说：“你自己不会看。”
“我看不清。”
我把报纸展开，念：“柳河村柳编合作社，带动四十七户妇女就业……”
念到一半，我停了。
“咋不念了？”
我说：“没啥，回家吧。”
车到村口，看见婆婆坐在老槐树底下的石墩上。
她跟前搁着一个筐，是我们合作社的。
我下车，走过去。
“妈，您咋在这儿。”
她说：“路过。”
她拿起那个筐，翻来覆去看了看。
“这筐编得密。”
我说：“桂英编的。”
她把筐放下，站起来，拄着拐棍往镇上走。
走了两步，回头说：“你那个……下回上台，多打一份稿子。”
我说：“知道了，妈。”
晚上，风从河滩上过来，吹得院里的柳条沙沙响。
我把那个牛皮纸袋从柜子里拿出来，立在电视柜上。
袋子有点瘪，里面装着合同，还有那三张白纸。
风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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