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屹父母。
《落在我身上的雨》
《四个春天》海报。
导演、剪辑师陆庆屹站在厨房里，手机屏幕亮着，一边思索一边打字——他就这样，在手机上写出了一本书。2026年8月，陆庆屹的新书《落在我身上的雨》出版。此时，距离那部让他被大众记住的高分纪录片电影《四个春天》公映，已过去7年。距离片中记录的最后一个春天，已过去10年。作为《四个春天》电影中的主角，陆庆屹的父母在电影公映后几年内先后去世。陆庆屹将对父母浓浓的思念，把镜头装不下的记忆写成了文字。
从《四个春天》到《落在我身上的雨》，陆庆屹持续记下父母、哥哥、姐姐的人生，回忆温暖悠长的平凡家庭故事，还有那些曾经照亮过他、给他温暖的朋友们。2026年9月下旬，陆庆屹带着《四个春天》《落在我身上的雨》来成都做分享会。在此期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陆庆屹进行了面对面独家专访。
用影像记录父母
记者眼前的陆庆屹，略带腼腆羞涩，虽然已年过五十，但很有少年感，聊到家人往事，尤其是那些温柔的瞬间，仿佛回到了过去某个时刻。
2017年，电影制作零基础的陆庆屹花了1500元买软件自学剪辑，用两年时间把自己多年拍的有关父母的大量素材梳理、剪辑成一部纪录片。2019年，《四个春天》上映，感动了众多观众，成为当年的“爆款”纪录片电影。片中，他以质朴、诗意的方式，展现贵州独山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也因为这部影片，大家记住了陆庆屹拥有文艺才华和富足精神世界的父母，并深受鼓舞，原来普通人也可以如此诗意地生活。这部作品获誉甚多，长期位列国产高分纪录片榜单。陆庆屹还将他写父母家人的文章结集成《四个春天》同名随笔集，并拿到豆瓣2019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类）榜单第一名。《四个春天》散文版节选文本，入选2026成都中考语文阅读题。在成都的分享会上，有中学生读者就此向陆庆屹求教。陆庆屹记录的动人瞬间，持续触动着不同层面的读者。
看完《四个春天》的人，很难不喜欢陆庆屹的父母。他们生活在贵州独山，在山脚不远的地方自建独立楼房，自成天地，其乐融融。父亲陆运坤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独山中学教书，一辈子生活在小县城里。母亲李桂贤退休前曾在图书馆工作。他们有三个孩子：女儿陆庆伟，儿子陆庆松、陆庆屹。
陆庆屹的姐姐陆庆伟1983年考上沈阳工业大学，毕业后在沈阳工作，后来下海经商。哥哥是远近闻名的“神童”，10岁因擅长拉小提琴被选拔入京，15岁上大学。作为父母，陆运坤夫妇对子女教育很开明，不干涉子女的选择，鼓励孩子们走向更大的世界。陆庆屹的父母趣味相似，情投意合。除了日常做家务之外，他们对自然、文艺和新鲜事物充满热情，尤其喜欢音乐，父亲还会弹很多种乐器。此外，他还喜欢拿摄像机拍风景、拍家人，向儿子学习视频剪辑。做饭空隙，母亲还会跳华尔兹；父母平时互相理发、对歌，有空就去山里徒步，采野花、草药。在山坡上，看着眼前的美景，他们会放声高歌；燕子来家里筑巢，他们欢喜雀跃。燕子每年要飞走，他们心情会难过一阵子；大年初一，父子三人去徒步爬山，还会等到半夜拍星轨。1999年，家里房子因电路问题失火。母亲从外面回来，看到焦黑的房屋，没说一句话，她最关心的是屋里的照片、日记。父亲在废墟里找出一把小提琴，背板已烧焦了一半，他就站在天井里拉起了乐曲。姐姐2014年因病去世，父母悲痛万分，但也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父母年纪大了，走路不稳，他们常常扛着锄头，去女儿坟头除草种菜种花，跟女儿“说话”，感叹“花开得真好哦”。
《四个春天》将岁岁年年的日常生活压缩在一起，其中藏着剧烈的变故，包括姐姐病逝。姐姐在片中出场不多，但她的模样、笑容，就这样留在了世间，很多观众喜欢姐姐，这让陆庆屹感到宽慰。电影公映后，大量留言反馈，让常常半夜翻看的陆庆屹掉眼泪，“原来有这么多人能读懂自己、惦念自己。”
很多人期待看到陆庆屹父母更多的故事，但陆庆屹没有再继续拍——父母不想把衰老憔悴的样子留在镜头里。虽然视频拍摄停了，但陆庆屹依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父母。他偶尔会随手拍一两张照片，自己留存。2023年初，父亲因病去世。父亲离开后的某一天，母亲坐在轮椅上，陆庆屹陪坐在旁边，两人一起望向远处的山。这是他跟母亲最后一张合影。2024年，母亲也走了。
热爱文学的母亲
电影《四个春天》里，陆庆屹母亲令人印象尤其深刻。她性格爽朗，正义感强，敢在大街上赤手空拳抓小偷；她爱唱歌跳舞，喜爱文艺。在陆庆屹的文字里，母亲还显示出另外一面：开朗鲜活的外壳之下，藏着一颗热爱安静阅读、向往文学写作的心。在《落在我身上的雨》中，陆庆屹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母亲》，深入挖掘母亲的内心世界，“她不光是我妈，还是一个有着自己理想的女性、一个独立的人，她叫李桂贤。”
在陆庆屹记忆中，母亲爱看大部头文学名著，《静静的顿河》《巴马修道院》《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战争与和平》《飘》，觉得“厚书读起来才过瘾”，下班回家有空就捧着书看。母亲去世后，陆庆屹又有新发现。2025年春节前，他回到老家收拾父母遗留的书柜，发现母亲过去买了大量纯文学杂志，《收获》《十月》《当代》《山花》等，还找到一本叫《写作》的文学教材。“1976年出版，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撰。当年家里经济条件拮据，这本书价格不菲，母亲却买了下来。”此时的陆庆屹突然意识到，母亲心中还藏着一个不轻易示人的文学梦想。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夜晚在小方桌上写作业，抬头就看见窗边，母亲伏案写着什么。老家麻尾图书站昏暗的木屋里，母亲坐在大桌一角静静读书，像一幅木刻版画。陆庆屹上小学时，母亲下班回家，包里总会揣一本书，闲下来就拿起来读，书签是一只空白牛皮纸信封。煮饭时一手搅锅，一手压着翻开的书……日常聊天她能随口说出生动的比喻。比如问她为什么冬天也爱在床上挂蚊帐，她回答说喜欢“蚊帐像一堵透明的墙”。此时，陆庆屹内心震动，“我妈骨子里就是个诗人。”
当记忆碎片一点点拼起来，陆庆屹觉得此刻才读懂母亲，仿佛解开了心里长久的谜题。
如今，这份未完成的热爱，落到陆庆屹身上，推动他拿起笔，开始写作。“希望自己能帮妈妈延续她的热爱。”
《落在我身上的雨》是陆庆屹用手机在厨房写成的。陆庆屹说，手机屏幕不大，思绪不容易乱飞，能帮助他慢下来，专注当下。更重要的是，在厨房这样的空间里，他会感到离生活很近，离记忆很近。他特别提到，厨房里还保留着两个二十多年前的塑料小瓶。那是母亲当年用来装岩椒和花椒的瓶子，外面贴着手写的标签。“花椒树是母亲亲手栽种。装的时候，她拿小勺子尽量塞满瓶子，努力想给我装得更多一点，再多一点。她对我的那种爱啊……”说到此处，陆庆屹开始哽咽，好像母亲就在他眼前，全神贯注地给他装一瓶花椒。
一个少年的北漂成长路
陆庆屹在书中还回望了自己崎岖的成长路：从叛逆莽撞的少年，到迷茫急躁的青年，再到如今变成一个沉稳的中年人。书中洋溢着对往事、成长、日常细节的珍视和热爱。1973年出生的陆庆屹，少年时代经常打架，一度离家出走，后来退学。16岁时，他前往北京跟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在哥哥的引导下，陆庆屹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听经典音乐，并学会了踢足球，与一群钟爱文艺的朋友结交往来，还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过了一阵子专职画画的生活。
虽然没有上大学接受系统教育，但在哥哥的引导下，陆庆屹受到了非常好的人文素养熏陶。《四个春天》出圈之后，陆庆屹说，如果再拍片子，最让他有动力拍的人，是他的哥哥陆庆松。几年前，陆庆松患了一场大病，幸好有对症靶向药才稳定下来。这件事给陆庆屹带来了很大的恐惧，也让他对自己的创作更有紧迫感：“时间真的很快，世事也难料。我要好好珍惜，不能懈怠。”
陆庆屹决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写作，用文字来探究、呈现家人内心更深的地方。他发现，比起影像，文字更加安静，更易于打捞、呈现那些深入记忆和内心幽微之处的东西。而且，与拍电影不一样，只要有一部手机、在一个角落处就能开始写，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陆庆屹想认真写写自己长大的地方贵州独山县。“关于独山，能在地方志里找到一些历史记录，但小城里普通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很少被写进当代文学。还有很多曾经给过我温暖的普通人，等着我写下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周琴
图片由陆庆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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