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科举制度初诞生：寒门真能靠考试当官？
大业二年深秋，长安城东南隅的贡院廊下，一个身穿粗麻短褐的中年人正蹲在墙根，用一截烧焦的树枝在地上反复描画着什么。
地上没有字，只有一道一道弯曲的线，像是田垄，又像是水渠。
监门卫兵过来踢了一脚，土线散了，那人便重新画。
卫兵问他做什么，他说在算一笔账。
什么账，他不肯讲。
卫兵走开后，他把树枝折断，塞进袖子里，站起来往贡院正门走去。
门楣上挂着新制的匾额，墨迹尚湿，写着“进士科试院”五个字。
这一年是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进士科刚刚设立。
榜文贴出才三日，各州荐举的举子陆续抵京，住在贡院东侧临时搭起的棚舍里。
棚舍是用竹篱和草席围成的，夜里透风，白天漏光。
举子们大多自带干粮，少数几人穿着细绢袍服，有仆从随行。
穿粗麻短褐的那个中年人，在人群中格外扎眼。
他没有仆从，没有书箱，只背着一个褪色的布囊，囊中露出半卷竹简的边角。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至少在正史的记载中，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
进士科设立的这一年，隋朝立国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足够一个婴孩长成壮年，也足够一项制度从无到有、从粗到细。
但科举取士这件事，在隋朝并非始于大业二年。
早在开皇七年，隋文帝便下过一道制书。
《通典·选举典》记载：“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这是分科取士的开端。
开皇十八年，又下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两次诏令之间隔了十一年，选拔的标准从笼统的“岁贡三人”细化到两个具体的科目名称，说明朝廷在摸索一套可以操作的程序。
但这套程序是否真正惠及寒门，需要看另一组数字。
《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九引《谭宾录》记载：“隋仁寿中，杜正玄、正藏、正伦，俱以秀才擢第。
隋代举进士，总一十人，正伦一家三人。”
隋代举进士，总数只有十人。
十人之中，杜正伦一家占了三个。
杜正伦是相州洹水人，父亲杜子裕做过县令，算不上高门，但也绝非佃农。
他的两个兄长杜正玄、杜正藏同样以秀才擢第，一家三兄弟同登一榜，在当时是轰动的事。
可即便这样的人物，在隋代进士名单中也只是十个人里的三个。
剩下七人，史书未载其名，也无从查考他们的出身。
进士科设立之前，选官的主要途径是九品中正制。
这套制度从曹魏沿袭下来，到隋朝已经运行了近四百年。
它的核心是“中正”官评定人物，评定标准是门第和德行，实际上门第占了绝对分量。
高门子弟入仕如走平地，寒门子弟纵有才学，也得先有人举荐，而举荐的权力掌握在世家手中。
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改由朝廷公开考试选拔，等于把选官的权力从地方世家手里收归中央。
《通典·选举典》对此有一段极简练的记载：“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一命以上之官”，说的是最微末的官职，从今以后，州郡长官不能再自行任命属吏，所有官员的任用权都归了吏部。
权力归了中央，但考试的具体操作，仍然受制于现实条件。
开皇七年的“诸州岁贡三人”，是由各州长官推荐人选，送到中央参加考试。
推荐这一关，就决定了寒门子弟能否进入考场。
开皇十八年的“二科举人”，同样是由京官五品以上和总管、刺史来举荐。
举荐的标准是“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听上去很公允，但谁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志行修谨”？
谁来确认一个人是否“清平干济”？
还是那些手中有举荐权的官员。
他们日常接触的，多是同僚子弟、地方豪族，寒门佃农之子，连州府的门都进不去，遑论被举荐。
所以隋文帝时期的“分科取士”，本质上是一种由荐举启动、由考试完成的选拔。
考试确实存在，也确实在筛选，但筛选的前提是先被推荐。
这个前提，把大量寒门子弟挡在了门外。
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情况有了变化。
这一年设进士科，明确以“试策”取士，考试的成分加重了。
所谓“试策”，就是围绕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问题写对策文章。
题目往往涉及赋税、徭役、吏治、边防这些实务。
一个真正了解民间疾苦的人，写这类文章时是有优势的。
他知道一亩田能打多少粮，知道佃农交完租还剩多少，知道地方小吏在哪个环节上最容易盘剥百姓。
这些内容，坐在书斋里翻检典籍的世家子弟未必写得出来。
但优势归优势，能不能走到考场前，仍然是另一个问题。
大业二年进士科取士的榜文，是通过各州张贴的。
按照制度，举子可以“投牒自进”，也就是自己带着文书到州府报名，不需要非得有官员特别推荐。
这比开皇年间进了一步。
可“投牒自进”之后，州府是否受理，受理之后是否向上举送，仍然掌握在地方官手里。
一个佃农之子，穿着粗麻短褐走进州府衙门，递上一卷自己写的策文，州府的主簿或录事会怎么对待他，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从前后的制度惯性中推知一二。
隋代进士总数十人，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大业二年设进士科，到隋朝灭亡的十四年间，录取的总人数极有可能不超过这个数，甚至更少。
十个人，来自全国各州，其中一家占了三个名额。
剩下的名额，分给广大的寒门子弟，概率微乎其微。
然而，概率微乎其微，不等于零。
隋代有一个人叫孙伏伽，河北邢台清河人，隋朝末年做过一名官职卑微的小吏。
后来他以免官之身参加进士科考试，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状元。
孙伏伽的出身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他“官职卑微的小吏”这个身份来看，并非高门。
他考中进士的时间，是在唐朝武德年间，但他在隋朝已经开始涉足官场，经历过隋代科举的实际运作。
他的经历说明，科举这条路虽然窄，但确实有人走通了。
走通这条路的人，靠的是什么？
大业二年进士科的那道策问题，史书没有留下原文。
但《隋书·炀帝纪》中记载了大业三年四月的一道诏书，列举了十科举人的标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
这十条标准，涵盖了德行、操守、才能、文才、武艺各个方面，其中“学业优敏”和“文才美秀”两条，是可以通过苦读来达到的。
“强毅正直”和“执宪不挠”两条，则涉及一个人在具体处境中的选择。
一个佃农之子，在破屋灯下苦读，能读到的书极其有限。
他没有家传的典籍，没有名师的指点，能借到什么就读什么，能抄到什么就抄什么。
他读到的是经书的片段，是前人的策论残篇，是地方上流传的诏令抄本。
他把这些东西反复琢磨，用田间劳作之余的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心里。
这种苦读方式，决定了他写出的策文不会辞藻华丽，但可能有一种世家子弟写不出的东西——对民间事务的具体感知。
大业二年深秋的那个中年人，蹲在贡院墙根用树枝在地上画线，他画的很可能就是一笔与土地有关的账。
他或许在心里盘算：一顷田，佃农耕种，收成几何，租粮几何，地主所得几何，佃农所余几何，官府赋税几何。
这些数字，坐在棚舍里咬笔杆的世家子弟未必算得清。
但他算得清，因为他从小就在这笔账里活着。
考试的结果，史书没有记载这个中年人的名字。
隋代进士十人，没有一人的出身被明确标注为佃农。
但我们知道，那十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策文里写着类似“政在得民，民在得食”这样的话。
这句话不是虚构的，它是所有读过《孟子》的人都能写出的句式，但真正把它写进策文、并且让阅卷官看出分量的人，必定对“食”这件事有过切身的体验。
进士科取中之后，授官从县尉开始。
隋代的县尉是县级官员中品级最低的，上县从九品上，中县从九品，下县更低。
县尉的职责是“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也就是直接处理民政事务，征收赋税，催缴租粮，分判诉讼。
这个职位不高，但对于一个从佃农家庭出来的人来说，是第一次真正掌握了一点权力。
隰城县，位于西河郡，今山西汾阳一带。
隋代隰城县属西河郡管辖，县尉的品级视县的等级而定。
隰城在隋代并非上县，县尉的品级大约在从九品到正九品之间。
一个从九品的县尉，管的事情却很具体：田亩的丈量，租粮的征收，佃农与地主之间的纠纷，地方豪强兼并土地的诉状。
这些事情，坐在衙门里看卷宗是看不明白的。
一个从小在田垄间长大的人，知道哪块地是淤地，哪块地是沙地，知道佃农在什么季节最需要粮食，知道地主用什么样的手段把佃农的租粮一点点扣下来。
隋代实行均田制，理论上每个丁男都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
但均田制在实际执行中，受制于各地土地的多寡和豪强的抵制。
开皇年间推行“输籍法”，整顿户籍，把大量依附于豪强的“浮客”转为国家的编户，目的就是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同时削弱豪强对人口的控制。
《通典》评价这一措施时说“浮客悉自归于编户”，说明在隋初，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佃农从地主的荫庇下脱离出来，成为直接向国家纳税的编户。
但这只是开始。
均田制下的农民，仍然面临地主兼并的压力。
地主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把农民刚分到的土地重新兼并回去，或者用高利贷、定额租等方式，把佃农牢牢拴在自己的土地上。
一个从寒门考出来的县尉，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
他手里的权力不大，但足够做一件事：把田间的实际情况写成文书，逐级上报。
他不需要在奏疏里引经据典，只需要把哪一乡哪一里的田亩数字、租粮数字、佃农的口粮数字一项一项列清楚。
这些数字会进入郡府的案卷，进入朝廷的统计。
一个佃农之子做了县尉，他了解佃农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土地，知道地主在哪个环节上做手脚。
他不需要发明什么新政策，只需要把已有的制度执行得认真一点。
隋炀帝大业年间，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还比较强，吏部掌握着所有官员的任命权，地方官不敢过于放肆。
但大业后期，炀帝频繁征发民力，修东都、开运河、征辽东，赋税和徭役骤然加重，地方上的压力层层下传，最底层的佃农首当其冲。
一个县尉在这时候能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
他可以把征收的节奏放慢一点，可以在灾荒年份多报一些减免，可以在豪强递来兼并诉状时压一压。
这些事，史书不会记载，因为史书只记大事。
但正是这些不记入史书的小事，构成了科举取士的第一层实际效果。
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三十八年。
进士科从设立到大业末年，实际运行了不到十四年。
十四年里，通过进士科入仕的人，总数屈指可数。
世家大族依然占据着高官显位，五品以上的官职，绝大多数仍然由门阀子弟担任。
一个寒门子弟考中进士，起步不过是九品县尉，要升到五品，需要经过漫长的考绩和迁转，而世家子弟可能一入仕就是六七品。
差距是明显的，也是真实的。
但制度的意义，不在于它在设立之初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而在于它打开了一个口子。
这个口子的大小，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衡量。
根据学者毛汉光的统计，隋唐时期以科举出身者而言，士族占百分之六十九，小姓占百分之十三，寒门占百分之十八。
寒门占百分之十八，这个比例在唐代前期和中期基本稳定。
十八 percent 不是多数，但对比东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已经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变化的起点，就在隋代。
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隋炀帝设进士科，两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制度的初创。
制度初创时的粗糙和局限，恰恰是它后来能够不断完善的前提。
因为粗糙，所以有调整的空间；因为局限，所以有扩展的可能。
唐代继承隋制，进士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取士科目，考试内容从试策扩展到帖经、试诗赋，录取人数从隋代的十人扩展到每榜二三十人，寒门子弟的比例也逐步上升。
大业二年的那个深秋，贡院墙根下用树枝画线的中年人，最终有没有考中，史书没有回答。
但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这条路。
他们带着自抄的经卷，背着干粮，从各州赶到长安，住进竹篱草席搭成的棚舍，在贡院门前的空地上等待唱名。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在史书上留下名字，但他们走的路，后来变成了千千万万人走的路。
这条路在隋代刚刚铺下第一层碎石，坑洼不平，尘土飞扬。
有人踩了上去，脚底磨出了血，但路的方向没有偏。
从九品县尉的案头，到田垄之间的阡陌，再到郡府呈报的户籍文书，一个佃农之子能做的事情，是把他在破屋灯下读到的道理，变成田埂上一句一句的问话，变成案卷上一笔一笔的记录。
这些问话和记录，汇聚到吏部的考功簿上，变成了一串串数字。
数字背后，是一个人和他身后那个阶层的漫长跋涉。
贡院正门的匾额在秋风里微微晃动。
穿粗麻短褐的中年人走进试院，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案上只有笔和纸，没有参考书，没有可以商量的同侪。
题目发下来，他看了一眼，低下头开始写。
写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篇策文的第一个字，是从他记忆中最深的那道田垄开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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