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河北定县城外一处秘密接头地点，八路军游击大队长甄凤山见到了被日军扣押的妻子王均。她面容憔悴，身上带着伤，怀里的大女儿惊恐不安，年仅两岁的二女儿却没有出现。
甄凤山急忙问：“老二呢？”
王均低声回答，孩子已经被日军扔进了井里。这个消息像一记重击，令甄凤山当场昏厥。醒来后，他没有立即带人拼命，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地方：日军大队长龟尾的住处。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报复。龟尾抓捕甄凤山的妻女，本意是逼他投降。甄凤山若贸然攻打据点，日军很可能先杀人质；若坐等交换，又等于任由敌人摆布。经过权衡，他决定反过来抓住龟尾的软肋。
龟尾的妻儿并未公开住在日军驻地。按照日军军纪，侵华部队通常不允许军官携带家属，但龟尾利用岳父在华北经商的便利，把妻子和儿子秘密接到保定一带。这个隐秘安排，反而成了甄凤山能够下手的突破口。
日军在菜市场布置埋伏，放出消息称要公开处置王均。龟尾以为甄凤山一定会现身，便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那里。谁也没有想到，甄凤山没有进入圈套，几名熟悉城内道路的队员却悄悄潜入了龟尾的住所。
他们从卧室天窗进入，控制住龟尾的妻儿，随后迅速撤离。等龟尾回到住处，才发现家人已经不见。甄凤山随即送去一封信，提出交换人质。
信中意思很直接：“你若在意家人的性命，就按约定交换。”
龟尾不得不答应。交换时，甄凤山发现王均遭受了折磨，大女儿也受了惊吓，而自己的小女儿已经遇害。相比之下，龟尾的妻儿虽然被扣押，却没有遭到虐待。这种反差，让甄凤山更加认清，敌人所谓的“招降”和“谈判”，从来不是平等交易。
甄凤山出生于1903年，定县东朱谷村人。早年家境贫寒，曾到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谋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没有选择苟且度日，而是参加当地抗日武装。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一支抗日队伍曾要求他拿日军人头作为投名状。甄凤山没有争辩，独自寻找机会袭击日军哨兵，夺得一支步枪，并带回战果。这个举动，使他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真正拿枪抗日的战士。
后来，原队伍准备投敌，甄凤山拒绝跟随，还带走十几名不愿当汉奸的弟兄另立队伍。1932年1月，他在齐齐哈尔郝家油场与日军交战时负重伤，被送回河北。养伤期间，经堂叔甄玉蕃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新的组织和纪律教育。
甄凤山与王均结婚后，夫妻二人共同从事抗日工作。王均识字，思想进步，曾参与传递情报、散发传单。全面抗战爆发后，甄凤山在定县组织抗日武装，队伍从二十多人逐渐扩大。
在水磨屯伏击战中，这支队伍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成立后，甄凤山主动前往阜平汇报情况。随后，他的队伍被编入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第五大队，甄凤山任大队长，钱凤洲任政委。
身份变化带来的，不只是一个番号。经过整训和学习，队伍的组织、侦察与作战能力明显增强。甄凤山还先后到第三军分区军政干部学校、冀中军区干部学校学习，逐渐从地方武装首领成长为能够独立指挥作战的干部。
龟尾曾通过伪县长高砚然劝降，许诺让甄凤山担任县长。甄凤山当面拒绝，讥讽道：“县长太小，能不能让我当日本首相？”
劝降失败后，龟尾悬赏三万元缉拿甄凤山，又派女特务冒充北平学生打入队伍。甄凤山起初将她留在身边担任文书，后来从细节中发现异常，经过监视确认其身份，及时粉碎了这次诱降。
1939年，甄凤山没有急于寻找龟尾决战，而是用了较长时间侦察定县城内的兵力部署和巡逻规律。农历七月十五，他带领三个战斗小组潜入县城，缴械一股伪军，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并将龟尾击毙。
次日，甄凤山把龟尾的头颅带回根据地，放在香案旁。他没有举行喧闹的庆祝，只对牺牲的女儿作了一次交代：“爹给你报仇了。”
1944年12月24日，甄凤山被晋察冀边区评为抗日英雄。抗战胜利后，他继续率部作战。1947年1月下旬，部队解放定县，甄凤山被任命为城防司令。不久，他选择离开军队，回到家乡生活。1972年，这位69岁的抗日老兵在故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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