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被执行死刑。此时的蒋经国四十岁，主管台湾情报与治安事务；陈诚五十二岁，任台湾省主席兼“行政院”重要负责人。一个掌握侦防系统，一个位居权力核心，吴石家属后来受到的特殊照顾，很难完全绕开两人的视线。
吴石是福建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长期从事参谋、军事教育和情报工作。陈诚同样出身保定军校，两人虽不是同一期，却有军界前辈与后辈的关系。真正让他们建立深厚交往的，是长期共事中的信任，而不是一次偶然相遇。
抗战时期，军事部署、情报研判和部队调动彼此牵连。吴石熟悉地图、兵站和作战计划，陈诚则长期负责军队指挥。这样的合作，容易形成一种普通同僚难以替代的默契。陈诚后来身居高位，仍记得吴石在军事工作上的能力，这一点在相关回忆材料中多有提及。
吴石被捕后，案件迅速进入严厉处理程序。1950年3月，他因向大陆方面提供军事情报而被捕，6月10日被处决。王碧奎也受到牵连，两个子女的生活和求学随之陷入困境。对当时的台湾而言，政治案件往往不仅影响本人，也会波及亲属的职业、学业和社会关系。
关于陈诚出面修改判决、化名“陈明德”资助吴家，以及每月固定送钱等细节，后来流传很广。不过，部分说法主要来自回忆和转述，具体批注内容、资助金额以及持续年份，仍需结合档案逐项核对，不能把所有民间叙述都当作已经完全证实的事实。
可以确认的是，陈诚对吴石家属抱有同情，并曾通过自身影响力减轻他们所受的现实压力。王碧奎服刑时间少于原判，孩子后来能够继续读书，也说明案件处理并非完全按照最严厉方式推进。至于每一个环节是否都由陈诚亲自安排，公开材料并没有形成毫无争议的完整证据链。
那么，蒋经国为什么没有阻止？
一个重要原因，是吴石已经被处决，案件的政治目标已经完成。继续把惩罚扩大到妻子和子女，除了制造恐惧，并不能改变案件本身。情报系统当然会注意吴家动向，但注意不等于一定要再办一案。对掌握治安机器的人来说，何时收手，同样是一种权力判断。
还有一层现实考量。陈诚不是普通军官，而是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重要支柱，在军队和行政系统中都有相当影响力。蒋经国若公开追查陈诚救助吴家，表面上是维护规定，实际上可能引发高层之间的猜忌。那时政权刚刚迁台，内部关系复杂，任何涉及高级将领的处理，都不只是个人恩怨。
更关键的是，陈诚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私人救济，而不是政治翻案。只要没有重新接触大陆方面、没有替吴石恢复名誉、没有公开否定原判，资助遗属便存在一块模糊地带。蒋经国完全可以把它视为陈诚的个人选择，而不是对情报政策的挑战。
据一些回忆材料记载，相关人员曾提出过疑问，得到的态度大致是不要扩大处理。但这类话究竟是谁说的、具体发生在何时，不能轻易补写成确定的现场对白。历史写作最忌把后人概括的判断，包装成当事人的原话。
陈诚的选择也并非没有风险。吴石的身份在当时属于高度敏感案件，任何过度接近家属的行为，都可能被理解为立场问题。陈诚若只是一次性接济，尚可称作旧交之情；若长期帮助，则意味着他愿意承担政治压力。这种承担，既有对旧日情谊的回报，也包含对案件扩大化的抵触。
蒋经国的“睁只眼闭只眼”，因此未必等同于宽厚，更不是对吴石案件的否定。它更像是一种有边界的默许：不公开支持，不主动追究；允许遗属活下去，却不让这件事变成政治事件。
吴石死后，吴家仍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沉默。家属要重新安排生活，子女要面对身份带来的障碍，许多帮助只能通过熟人转交。陈诚在1965年3月5日病逝，能否把所有后续照料都归于他个人，档案仍需谨慎辨析，但他曾设法为吴家减轻困境，这一事实并未因双方政治立场不同而消失。
也正因为如此，这段往事不能只写成“友情战胜政治”的传奇。吴石案件本身牵涉复杂的情报活动，陈诚的援助属于个人层面的补偿，蒋经国的默许则是权力格局、政局稳定和处置尺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叠在一起，才形成了吴家后来没有继续遭受重罚的特殊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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