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北京炮校一间堆满图纸和计算稿的办公室里，席力盯着一串串射击数据，迟迟没有落笔。纸面上的数字看似完整，真正关键的坐标来源、测量方法和落点校正，却被苏军教官严密封锁。对一个炮兵技术干部而言，这不是普通的教学问题，而是中国能不能独立掌握现代炮兵技术的大事。
席力的经历，并不是从炮校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晋察冀边区第八中学读书。1942年夏，日军在冀中推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学校在频繁的扫荡中被冲散，他只得回到家乡礼灿村，在抗日政府举办的小学教书。
教书并没有让他远离战火。1944年，他参加革命队伍，进入晋中七分区第三十六区队担任文化教员，平日给部队干部讲授数学，也参加过袭击据点、破坏碉堡等战斗。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两个特点，很早便显露出来：能吃苦，也善于钻研。
解放战争前夕，中央加强城市工作，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后，席力接受培训，被调到城市工作部门，后来成为刘仁身边的工作人员。刘仁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被关押多年，处理问题严厉，干部们私下都说他“要求高”。
席力第一次见到刘仁时，心里多少有些紧张。刘仁却没有摆架子，只问他读过多少书。得知席力只有根据地学校的学习经历，刘仁没有责备，反而说：“你喜欢读书，条件允许时，应当继续深造。”
这句话，席力一直记在心里。
刘仁原本准备安排他进入北平，经营新华书店，配合城市工作。遗憾的是，相关发行机构受到查封，计划未能实行。恰在此时，延安自然科学院迁往张家口，改为张家口工业学校，刘仁便设法把年仅19岁的席力送了进去。
学校里的课程并不轻松。平面三角、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物理、化学，一门接一门压过来。席力没有因为基础薄弱而退缩，反而把大量时间用在演算和复习上。半年左右，他便完成了许多学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掌握的课程。
这种数学训练，后来直接转化为炮兵技术能力。
解放战争时期，席力进入晋察冀部队炮兵系统，担任数学教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北京炮校任教，后又赴沈阳高级炮校进修。1954年返回北京后，他担任射击系副主任，开始接触更复杂的测量、气象和火炮射击准备工作。
不久，席力奉命带领一个营，配合苏军炮兵仪器部队学习声测、光测、气象观测和大地测量。三个月后，他担任北京炮校炮兵仪器侦察系主任。那时，国内炮兵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凡是涉及新式火炮和仪器的引进，往往都需要有人既懂数学，又能和苏军技术人员沟通，席力正是合适人选。
转入导弹火力射表研究后，难题变得更加棘手。苏军教官季米特连科大尉把一套计算程序交给席力，里面列着几十个公式，却不解释公式如何建立，更不说明目标坐标如何取得、导弹落点怎样校正。
席力追问：“大尉同志，军委交来的坐标，是怎样测出来的？”
对方回答得很生硬：“你只需要按照规定计算，不必了解其他内容。”
席力没有争吵。那天晚上，他请对方吃饭，试图从谈话中摸清技术环节，但几杯酒下肚，季米特连科仍然守口如瓶。苏方可以提供结果，却不愿交出完整方法，这使中国技术人员意识到，照抄现成资料根本不够。
席力带着年轻教官重新拆解射表，从数学模型入手，反复核对测量误差、地形条件和气象变化。他们拜访相关专家，查阅能够找到的资料，把苏军留下的计算步骤一层层还原。这个过程没有捷径，靠的是集体攻关，也靠席力不肯满足于“会算”的劲头。
正因为如此，向守志对他格外看重。席力常年埋头研究，衣服上沾着油污，仪表并不讲究，有时参加正式会议还显得心不在焉。向守志并非看不见这些细节，但他更清楚，技术岗位需要的是实绩，不是表面上的周全。
席力在政治学习时打瞌睡，向守志只是提醒几句；席力穿着工作服参加活动，向守志也没有当众斥责。将军欣赏的，是这个人把心思全部放在炮兵建设上，能够在别人不愿碰的难题面前持续追问。
特殊年代里，席力一度面临被带走审查的危险。有人因为他曾在刘仁身边工作，便把这段经历当作问题。那时的向守志自身也承受压力，却仍然出面说明情况，明确表示席力是认真工作的技术干部，不能随意处理。
这份维护，并不是私人偏爱，而是对人才和事实的坚持。席力后来始终记得，在技术攻关最困难、个人处境最危险的时候，向守志没有拿身份和风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რგა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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